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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行动》领衔编剧管彦杰: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需专业人士加入”

2022-11-16 23:36: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当法治遇见影视

管彦杰。受访者供图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1111日,电影《扫黑行动》全国上映。

作为一部扫黑题材的电影,影片以诸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真实案件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一场由套路贷引起的连环黑恶事件,真实呈现了套路贷、暴力催收、境外势力介入等多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点案件的侦办过程,真实反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巨与复杂,讴歌了政法干警的艰辛与不易。在彰显司法公平正义的同时,这亦是一部具有普法意义的电影作品。

《扫黑行动》的领衔编剧是管彦杰。法治文化创作者只是他三个身份中的一个。此外,他还是一名人民警察,也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专业教师。

管彦杰在部队大院长大,从小就喜欢把父亲的“大盖帽”戴在头上“舞枪弄棒”。研究生毕业后,他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成为了一名老师,干了十余年的学员队队长。

2014年,在一次学生毕业聚会中,有学生提出,管彦杰可以把他们的警校故事写成书。后来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管彦杰就写出了长篇小说《警色青春》,由此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

管彦杰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身边发生的故事或者值得分析的案件。当多次遇到相同主题的时候,他就开始计划动笔创作了。从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他6年时间里共有4部文学作品和两部影视剧面世,还有多部电影剧本入围国际电影节剧本奖项、获得中央政法委评选出的“优秀剧本奖”“最佳剧本奖”。同时,他从学员队队长转入教学科研岗后,开始进入涉外法治相关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负责《中外警察执法比较》等核心课程的建设。

对于管彦杰而言,进入编剧行业是“顺其自然”的。他记得,小时候,父亲最常买的礼物就是书,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文学期刊、报纸。大学本科,他进入中国海洋大学就读,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人文环境的熏陶;进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他在导师的指导下潜心研究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进一步开拓了视野,传播中国法治故事的种子逐渐萌芽。

管彦杰的人生信条是:既然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那便只有拓宽生命的宽度。他说,法治文化创作将是自己未来一直持续的工作。现在,他又把儿时的书法、绘画等爱好重新拾起来,并坚持每年学习一项新技能。

近日,《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管彦杰,请他讲述了电影《扫黑行动》幕后的创作故事。

电影对案件的还原程度“达到60%以上”

《法治周末》:创作《扫黑行动》的初衷是什么?创作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管彦杰: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二年,以此为题的影视项目开始筹备,我受邀担任编剧。之前,因为我有18年关于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积累以及长期创作各种类型公安文艺作品的经验,所以当时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一鼓作气地写出了第一稿本子。

电影里面海创集团的故事是改编自南方的一个真实案例。关于这个案例,我只看到几百字的介绍,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些相关案件新闻,我开始琢磨如何把这个比较复杂的案例改编成故事。当时我选择将海创集团定位成一个服务上百家上市公司的庞大的金融型企业,募集资金高达上百亿元。按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规律,我联想到如此大体量的金融机构涉及有组织犯罪背后一定有一个位高权重的“保护伞”。结合这些年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官员的通报,我构思出一个大致的框架。为丰富情节,确保真实性,我多次与各级经侦和扫黑民警了解套路贷等金融犯罪问题。我个人认为,对案件的还原程度应该能够达到60%以上。

《法治周末》:《扫黑行动》上映后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也有观众提出了一些关于剧情“结尾过于仓促”等意见。你对此怎么看?

管彦杰:当时我有一个长篇小说的故事底本,又结合了一些实际案例,再综合主创团队的建议,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剧本。我个人认为,要想完整呈现这个涉及庞大犯罪集团和高位“保护伞”的多线索故事至少需要120分钟,目前成片是99分钟,最终成片应该有导演及其他主创团队成员的多角度考虑。

我认为观众提的意见有的非常真实。很多针对编剧的建议我都仔细地看了,有一个观众写了两百多字的影评,指出了5处应该改进的地方都很有见地。我会认真吸取他们的意见,在未来的影视剧创作中不断提高。

现在影视剧行业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前十几分钟剧情精彩紧凑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可能到后面的节奏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强了。我们这部电影时长虽然常规,但是内容量很大,节奏很快,剪辑始终紧凑。当然,很多的影视剧呈现出来以后,与最初的剧本创作想象的呈现效果不同。编剧、导演、演员、剪辑、特效等整个作品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发力,再加上多方建议的艺术加工之后,可能与最初的剧本有不少区别。

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逐渐成熟,编剧在整个产业链里发挥的作用和空间应该会更大。

涉外法治与文化创作密切相关

《法治周末》:有声音认为影视剧中呈现的犯罪行为有被模仿的风险,你在创作法治影视剧时如何把握这个尺度?

管彦杰:“犯罪模仿理论”源自西方,电视机刚进入他们千家万户的时候,发现一些小孩看犯罪题材的电视剧看多了以后有暴力倾向,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在我看来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我们打击犯罪的水平有目共睹;其次,这些年来,几乎未听到公安民警跟我说犯罪分子因为看影视剧才出来犯案的。

信息化时代人们接触各类知识的途径很多,犯罪发生的原理没有过去那么简单机械了,而且我们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水平也在不断进步,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和法治自信。但一些侦查技术手段确实需要模糊处理,在我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公安大学的老师或科研机构的老师出面解答这些问题。

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是我的职业关注领域,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最近在写从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研究《红楼梦》人物相关的书,我想用中国的经典文学名著来普及专业知识,实际上犯罪无孔不入,犯罪心理无处不在。

《法治周末》:专业研究对公安现实题材创作的意义?

管彦杰:2003年读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聚焦有组织犯罪问题的相关研究。我的硕士生导师是中国犯罪学学会的副会长王大为教授,他也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有组织犯罪的专家。读研期间,我参加编撰了《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这也是我参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之后,我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

毕业后我留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做公安教育工作,这让我对政法社会问题、法治文化问题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了解。相对于公安一线民警我还多一层优势,公安民警无论是派出所民警或是刑警、经侦等警种,他们大多熟悉了解自己责任领域的事。而作为警校的老师,我可以研究每个警种的专业领域,随时可请教交流的同事里有很多公安业务各领域的顶级专家。

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我对涉外法治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在我看来,涉外法治与文化创作密切相关。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警察故事,既是涉外法治发展的必须,也是文化强国的必然。我们国家的法治故事,不仅要让国人知道,更应该传播开来。

想开一门关于“公安文艺创作”课程

《法治周末》:你认为,如何把专业知识转化成老百姓能看得懂的故事?

管彦杰:从我本人的经验出发,我认为创作者要把握不同的话语方式。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同行怎么说话,对观众和读者怎么说话,这两者是不同的。

受众对象不同,表达方式也应不同。比如,我在课间观察我的学生们怎么讲话,他们的特点是讲话简短直接,甚至“没头没尾”,所以我在写20岁左右的人物时就参考他们的讲话方式。写年龄较大的人物时,我就会参考父母那一辈的讲话方式,他们不会有太多外露的表达方式,关心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千万别累着”“降温了多穿点”“吃点好的”。实际上,这些话是他们对我们几十年感情的浓缩。

《法治周末》:你认为,文学作品与剧本的创作有什么不同?

管彦杰:两者差别是很大的,适应这个过程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写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影视化的概念,使用较大篇幅描写景色、描述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文学可以给读者从容的时间展开充分的联想,一本书可以读很久。而影视剧受时间限制,而且不能处处留给观众慢慢思考,更多时候需要直接的画面呈现,所以更注重视觉和听觉,许多感受留待过后回味。接触剧本创作后我写的小说更像剧本了,重点突出动作和台词,大多数影视工作者看我现在的小说会告诉我:“这一改就是个剧本。”

《法治周末》记者:在你看来,创作优质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需要作出哪些方面的努力?

管彦杰:我想,只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进来,才能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这些年政法现实题材影视剧非常受观众欢迎,但很多编剧缺乏法治领域的专业思维,从法律专业知识到具体执法行为上都存在误解和盲区,用我的话说就是缺乏基本的“法感”。

我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领导和师生对我进行公安文化创作的支持与鼓励,也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实际行动给予回报。

最近两年,我正在公安大学申请开设一门通识选修课叫《公安文艺创作》。不少在政法一线工作的毕业生现在也在进行公安文学创作,他们都是用工作之余的那一点点时间来创作,很少有人在学生时代就进入公安文学创作的状态。专业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的。在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会为了一个故事情节去研究某个领域,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专业知识,也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真实信息。

责编:肖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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