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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非“好利观”的三个误解

2022-09-15 08:15: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韩非与法治 

□  夏海

韩非法家、性和好利于一身,历史上经常处于被批判之列,即使有些合理思想,也常常被忽视,就像西方谚语所言:倒洗澡水连孩子也倒掉了。韩非语好利,属于性恶范畴,自然会有许多误解之处。

误解之一,好利是唯利是图。

一般认为,韩非主张人性好利,就是在倡导唯利是图。韩非确实认为人性好利或人具有贪欲,却没有倡导唯利是图。在《说林上》,韩非讲卫国国君出公与者曾从子的故事,以驱逐为利而不义的曾从子为例,说明人性好利却不是唯利是图。

出公与吴王夫差有积怨,吴王喜欢剑,曾从子会鉴别剑的好坏。于是,曾从子对提出建议,让他去吴国,鉴别剑的时候刺杀吴王。出公却反对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他说,你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义,而是为了利。吴国强大而富足,卫国弱小而贫困。你一定要去,我恐怕你被吴王利用来对付我。于是把从子赶跑了。

韩非反对唯利是图,与其政治理想有着密切关系。他是想建设和谐而安定的社会,强壮不欺侮弱小,人多不强暴人少,老人能享天年,幼儿能够长大,故圣人“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

一个和谐而安定的社会,不可能是人人唯利是图的社会,因而韩非承认人性好利,却不倡导唯利是图。韩非不仅列举君王的事迹加以说明,而且在《外储说右下》中举出公仪休的例子,说明官员也不是唯利是图。

公仪休是鲁国的宰相,人们知道他喜欢吃鱼而争相送鱼,他却不接受。他认为,正是喜欢吃鱼,所以不能接受他人送的鱼,否则,就会违反法令,违法就会被罢官。公仪休认为,相之后,即使我爱吃鱼,也就不一定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弄到。如果我不接受,那就不会被罢免相位,尽管爱吃鱼,我能够经常自己弄到”。

令人感兴趣的是,韩非举的两个例子虽然没有倡导唯利是图,却是实实在在地证明人性好利。出公赶走从子,是怕从子被吴王利用而对自己不利;公仪休不接受送鱼的贿赂,是怕被免相而没有鱼吃,也是为了对自己有利。这似乎有以利制利的思想萌芽,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要注意以全局的利益约束局部的利益,用长远的利益制约眼前的利益。对于个人而言,尤其不要因为贪图小利而影响人格的完善和人生的进步发展。

误解之二,好利只有负面作用。

荀子与韩非都把好利看成人的本性,然而,荀子只看到了好利的负面作用,却没有发现好利的正面效应。韩非继承了荀子,也看到了好利带来的负面作用,认为好会引诱邪恶的心愿,邪心则导致祸害,“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

韩非在解读老子”时,还以疾病为例说明好利的祸害,“故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

一方面,疾病会对身心造成伤害,“祸害至而疾婴内。疾婴内,则痛祸薄外;痛祸薄外,则苦痛于肠胃之间;苦痛于肠胃之间,则伤人也憯”。意思是,祸害到来而内心就会被疾病缠绕;内心被疾病缠绕,外面就会受痛苦和祸患所侵扰;痛苦和祸害在外面侵扰,那么身体的痛苦就会深入到内心的深处;身心的苦痛达到了肠胃这类身体的深处,那么对人的伤害就会非常惨痛。

另一方面,疾病会对人生造成伤害,以致行为失措,事业受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则度量;度量,则举动;举动,则祸害”。韩非指出,究其原因,身心和人生受到伤害的根源就在于好利,“憯则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于”。

同时,韩非超越了荀子,既没有对人性好利作出恶的价值判断,又看到了好利的正面作用和积极效应。在《六》中,韩非通过批判儒家的“去利”思想,论证好利可以成就君主的霸业和人臣的富贵,进而实现“民用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

韩非认为,儒家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的思想是荒唐的,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君主不可能像父母管理孩子那样,去管理老百姓。韩非指出,好利不仅可以帮助君主成就霸业,而且可以帮助人臣获取富贵。

对于君主而言,“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大利以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而富贵之业成”。意思是,成为天下霸主,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做官的人就要有相称的能力,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士人民众懂得这一点,尽心尽力,拼命战斗,那么就可以建立功劳,获得爵位和俸禄,爵位和俸禄一旦获得就可以成就富贵的家业。

对于人臣而言,“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大利以从事,故其行至死,其力尽而不”。好利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其本身很难用善恶加以区分,所以韩非跳出善恶评价的分析框架,以比较客观冷峻的眼光洞悉人性好利,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家人性论。

误解之三,好利无需约束。

韩非承认好利是人的本性,且认为人性好利是不可改变的,却没有主张放任好利的本性,任由其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乱跑,恣意作为。

在韩非看来,必须约束好利的人性;约束的关键是要区分公利与私利,公是为大家着想,私利是为个人打算,公与私是对立的,不可能同利,“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韩非认为,区分公利与私利要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法律,“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者,所以乱法也”。而法律就是公利,有了法律标准之后,君主就必须明于公私之分,“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

君主之利在法律,人臣之利在违法,“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对于人臣,还要区分公利与私利,“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韩非反复告诫君主,治以公利,以私利,“所以治者,法也;所以者,也。法立,则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明主只会重利,主却能留私利,“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主在上,则人臣去公行私心”。

乱主留私利,后患无穷,“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以非法于上”。意思是,如果君主没有治国的原则,那些聪明的人就有违法的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的意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臣下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与智士成群结党,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

因而英明的君主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公私分明,“故先王明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死;民死,则兵强主。刑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作者系国学研究专家)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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