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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辽代亡国的根本原因

2022-07-28 09:26: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品读寄簃公

辽从建国伊始就是“刑多酷惨”。之后,穆宗、天祚皇帝,一个比一个嗜杀、荒暴,这便是辽亡国的根本原因

□  沈厚铎

几乎与五代十国及占据中原地区的大宋王朝并存的辽、金政权,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法制建设与实施有着很是突出的少数民族特色,值得借鉴。《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也对这两个政权的刑制作了考证。

辽(公元907年—1125年),是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历经九帝,持续二百一十八年。这个政权强大时,曾经向北、西扩张,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至今,在欧洲的某些国家,还有他们留下的后裔。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人骁勇,精善骑射,且能力过人,又明世达务。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制定法律,改革习俗,发展契丹文化。

辽代刑制掺杂了中原地区与契丹民族的习惯,总体上相对严酷、野蛮。清代法学家、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中考证,辽的刑罚有:

“死刑,绞、斩、凌迟;流刑,边城部族之地、境外、绝域;徒刑,终身、五年、一年半;杖刑,五十至三百;籍没;黥刺;木剑大棒铁骨朶;鞭烙、粗细杖;赎铜;重法,投高崖、五车轘、枭磔(音同“哲”。枭磔即如枭啄裂猎物般诛杀)、生瘗(音同“亦”。生瘗即活葬)、射鬼箭(将罪人缚于柱上,用乱箭射死)、砲掷、支解、炮烙、铁梳。”

之后,沈家本又分门别类地对辽代刑制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中,他提到:“拷讯之具,有粗、细杖及鞭、烙法。粗杖之数二十;细杖之数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数,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诸事应伏而不服者,以此讯之。”拷讯,古已有之,专门列出“拷讯之具”的却并不多。这或是辽代刑制的特殊之处。

另外,辽代施刑还有“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听以赎论。赎铜之数,杖一百者,赎钱千”的规定。可见,在峻法之中,也还保有一点“仁慈”。

《辽史·刑法志》中,记有一些异型刑具出现的时间和制式:“木剑、大棒者,太宗时制。木剑面平背隆,大臣犯罪重,欲宽宥则击之。沙袋者,穆宗时制,其制用熟皮合缝之,长六寸,广二寸,柄一尺许。”

《辽史·刑法志》还记述了辽初即施重刑的情况。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初建国度时,一切事物都在草创时期,对所有犯罪的处罚都是从重从严。

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辽太祖初元五年(公元911年),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弟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瑞谋反,意图推翻耶律阿保机的统治,安瑞的妻子粘睦姑知道后,报告了耶律阿保机。阿保机经调查属实,又不忍诛杀几个弟弟,于是在盐池宴请诸弟,和他们歃血为盟赦,免了他们的罪责,并派二弟剌葛担任了迭剌部夷离堇(掌管迭剌部的军事首领)。

然而,元初六年,诸弟再次造反,辽太祖于是严惩了逆党。他临时立法,规定:“亲王从逆的人,投高崖杀之(从高崖上扔下摔死)、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逆父母者视此。讪詈犯上者,以熟铁锥摏(音同“冲”)其口杀之。”此外,又规定了“枭磔、生瘗、射鬼箭、砲掷、支解之刑”等重刑。从此,辽代走上了重刑罚的不归路。

《辽史·刑罚志》记录了辽代第四位皇帝穆宗耶律述律的残暴劣迹:“穆宗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饲养禽类及犬,以供帝王贵胄狩猎的五个坊间)的掌兽、近侍、奉膳、掌酒的人,因为獐鹿、野豕、鹘雉之类跑失、受伤、死亡;或者私自带走逃亡的人;或者被告发逾期不回;或者因为回答问题时,穆宗稍有不如意;或者因为饮食之类的细节原因令穆宗不快;或因有人冒犯穆宗,动辄就会被施以炮烙、铁梳之刑。

甚至,在行刑时,不计算刑数,任意为之。穆宗有时还亲自手刃刺之,或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然后弃尸于野。穆宗曾下令筑封一块方地,圈禁至死者至百余人。

除了上述记载之外,《辽史·刑罚志》还记录了圣宗时腰斩齐王妻等人,天祚帝剖棺戮尸处置乙辛等人尸体等事件。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辽的统治虽对中国北方的经济发展有一定作为,但其统治之残暴也是史上少有的。《辽史·刑法志》在评论其法制时,这样写道:“赏罚无章,怨讟(音同‘读’,怨恨之意)日起,剧盗相挺,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务绳以严酷,由是投崖、砲掷、钉割、脔杀之刑复兴焉。或有分尸五京(辽设上、南、东、中、西五京,死刑犯处五车轘杀后,将尸体分送五京城头悬挂),甚者至取其心以献祖庙。虽由天祚捄(音、意均同‘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辽之先代,用法尚严。使其子孙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择,犹非祖宗诒谋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借口,何所不至。然辽之季世,与其先代用刑同而兴亡异者,何欤?盖创业之君施之于法未定之前,民犹未敢测也。亡国之主施之于法既定之后,民复何所赖焉?此其所为异也。传曰‘新国轻典’,岂独权事宜而已乎?”

难道政权稳定后,就可以不再实行“轻典”了吗?对此,沈家本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写道:“辽起朔方,以用武立国。太祖之世刑多酷惨,穆宗性尤好杀,天祚荒暴,遂至于亡。”

也就是说,辽从建国伊始就是“刑多酷惨”。之后,穆宗、天祚皇帝,一个比一个嗜杀、荒暴,这便是辽亡国的根本原因。

沈家本还认为,虽然“季世与先代用刑同而兴亡异者,由于法之未定与既定”有一定道理,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辽代最高统治者的“昏明之判耳”。

沈家本继续写道:“太祖时,下特诏以疏滞狱,置钟院以达民冤,朝政明而法度立,此其所以兴也。穆宗虐止亵御,不及大臣百姓,其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亦非不明也。天祚则昏暴兼之,此其所以亡也。”所以,问题之根本并不在于法之定与不定。

沈家本强调,“后之鉴古者,当如唐之仁,毋若辽之暴,斯可矣”。也就是说,后世应该效法唐朝的仁治,而不能像辽一般,以残暴之法治国理政。

(作者系沈家本四世孙)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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