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社主办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文学副刊

执法随意或是隋朝短命的原因

2022-06-23 08:07: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品读寄簃公

隋文帝画像。

隋初的立法“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是很平顺的,但用法执法“何其异哉”

□  沈厚铎

公元581年,杨坚以辅政大臣隋国公的身份,篡夺了北周幼主的皇位,以隋为国号自立,定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史称隋文帝。之后,大隋北胜突厥,南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华大地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隋炀帝时期,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修建完成。这是隋朝留下的历史功业,却也因大兴土木导致百姓劳役过度、国力消耗靡费,最终百姓揭竿而起,贵族乘机兵变。

公元618年,李渊夺取政权,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

清代法学家、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三·隋》对隋的刑制,作出了概括:“死刑二,绞、斩;流刑三,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应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徒刑五,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赎。”

书中,沈家本还摘录了《隋书·刑罚志》关于隋朝法制的建立与发展变化。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更定新律”,成《开皇律》,所设刑名即上文所记的六种。而变化较大的是废除了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且流、徒之罪皆减从轻。

隋依据本朝夺取政权的经验,自建立起,就对大逆、谋反叛者予以严惩,“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

在《北齐律》“重罪十条”基础上,隋朝的《开皇律》正式确立了《十恶》之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对触犯这十条的人犯,予以严厉处分:“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也就是说,即使遇到大赦,也要把犯这些罪的人,从赦宥的名单中除去。这就是成语“十恶不赦”的由来。

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儿例外。《开皇律》规定:“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听赎。”这无疑给职官犯罪的处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旋余地。

隋朝的赎与前代的变化,主要是“应赎者,皆以铜代绢”。赎资由绢改铜,而且从最轻的“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到最重的“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按照刑罚等级递加,规定明确:除以铜可以赎罪,还能以官当罪。《开皇律》规定:“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已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当徒一年。”对于赎和官当的罪名,《开皇律》中都有较详细的规定。

对隋代法制,沈家本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评论。评论的开头就说:“甚矣,有国家者非立法之难,而用法之难也。”

这换成白话文就是说:“太重要了!作为一个国家,不是立法有多难,真正难的是用法执法啊!”

其实这是沈家本的一贯的主张。他指出:“隋文帝除枭轘之惨刑,减流徒之年限,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后来《唐律》多本于隋,《唐律》固世所称为得古今之平者也,隋之立法,可谓善矣。”

隋初的立法“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是很平顺的,但用法执法“何其异哉”?《隋书》记载:“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藏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

这是说,隋高祖杨坚性情猜忌,一向不喜欢读书,能够凭借智慧而谋得大位,便以自己通文善法自居,认为能够明察臣下的一切。他时常令左右亲信觇视宫廷内外臣僚,只要他们有点小过失,就加以重罪。又担心基层令史贪赃枉法,就私下使人以钱帛馈遗他们,收受了钱帛的人,处以立斩之刑。此外,他还经常在殿庭中打人,打累了就直接命人将被打者杀了。

《隋书》记述了一段大臣谏劝的事件:开皇十年(公元591年),尚书左仆射高熲(音同“炯”)、治书侍史柳彧等人进谏,指出朝堂不是杀人的场所,殿庭也不是决罚的地方。可皇帝杨坚不接受他们的意见。

高熲、柳彧等人无奈,就一起到朝堂请罪,说:陛下教育自己的子民,就是要去除各种弊病,可是百姓并不懂您的意思,还是在不断犯法,以致惹得陛下决罚过严。这都是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办事不利。我们只好自请退屏,为有本事、有能力人的贤人让路。

于是,皇帝问谓领班的左右都督田元说:“我的杖很重吗?”田元回答说:“很重啊。”皇帝又问:“重到什么程度啊?”田元举起自己的手,说:“陛下的杖大如我的胳膊,捶楚人三十几次,比日常旳刑杖数百次还重,所以很多人被打死。”

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下令撤去了殿内的大棒。之后,皇帝要想决罚某人时,就下一道旨意说明案由,由执行部门执行。

可是没过多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对皇上进言说:“皇帝对高熲宠信太过分了。”

高颎是文帝近身宠臣,时位居宰辅,隋文帝哪听得别人说他的坏话,于是大怒,命人用杖处罚李君才。而殿内无杖,于是就用马鞭打死了李君才。此后,殿内又重新置备了刑杖。皇上气急时,又开始在殿庭杀人。

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有部门上奏:合州仓粮食少了七千石。皇上命令斛律孝卿调查这件事,结果证明是主管官员监守自盗。于是,皇上命令斛律孝卿到合州仓处死了这名主管,抄了他的家,将其妻女收为官奴,没收其家财用以填补亏空。

从此以后,凡盗窃边防用粮一升以上者,处以死刑,家口没官。之后,又相继规定各州县官员三年一任,不能重任;各司属官若有过失犯罪,要在律外再增加决杖刑。于是,官员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层层加以捶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官员各个谨小慎微,不敢管事,唯恐因过失律外加杖。这反而造成社会混乱、盗贼四起。

皇帝着急了,询问群臣如何解决。可丞相杨素等人还没发表意见,皇帝就下诏了:“有能纠告贼盗的人,没收贼盗家产业,用来奖赏纠告的人。”如此一来,贼盗很快宁息了。

然而,过了不久,有些无赖之徒,等富家人在路上走,就故意把自己的东西扔在他们前边。偶尔有人捡起来,这些人便立刻抓住他送官,然后按规定取得富家人财富。一时间,不少富家人被陷害。皇帝知道这情况,又下令:“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于是,人们都不敢出门,街面上也萧条冷清了。

这些例证,可见隋文帝杨坚渎法执法的随意性。而这,或许正是隋朝短命的原因。

(作者系沈家本四世孙)

责编:王硕

联系我们 | 诚聘英才 | 广告征订 | 本站公告 | 法律声明 | 报纸订阅

版权所有 Copyrights © 2014-2022 www.legalweekly.cn ALL RIGHTS Reserved 《法治周末》

京ICP备10019071号-1 京报出证字第01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87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