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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坚守:近代中国司法制度的起步

2022-06-23 08:04: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正是这些“有一说一”的史料,反映了其时“缺钱少人”的司法实况,也让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了近代中国司法制度起步之艰难

■《旧谱新曲——近代中国审判制度中的司法资源研究》

作者:娜鹤雅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建红

娜鹤雅博士的《旧谱新曲——近代中国审判制度中的司法资源研究》一书,是一本研究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如何构建近代司法制度的学术专著。

书中那些关于司法经费开销的数据,法律学堂培养的法政学生数额的统计与审检机构所需人才数量之间的比较,或许会让普通读者觉得枯燥乏味,司法审判制度中的程序勾勒也会显得冗长与繁琐。然而,正是这些“有一说一”的史料,反映了其时“缺钱少人”的司法实况,也让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了近代中国司法制度起步之艰难。

案费:从“陋规”到正当收入

在清代的县衙中,那些支撑着整个衙门的行政与司法有效运行的吏役,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一家老小的生计,只能靠办案中收取的案费来维持。案费有个带有明显贬义的学名——陋规,其存在虽然不合法,但却是一种必要之陋、恶。

传统衙门经过改革,其中的司法职能,被赋予新式的各级审判厅,而机构的有效运行,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均离不开相应经费的支持。而在满清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中,也专门列出“司法费”一项,以规定司法机关经费的收入与支出。

清末满清各级审判机关的司法收入,主要分为罚金、讼费及状纸费三类。其中的讼费,即为旧式衙门中由吏役私下收取的陋规。正是在以预备立宪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中,讼费的收取被赋予了正当性。

190712月,在清廷奏准颁行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在“诉讼”一章中设定“讼费”一节,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当事人参与诉讼必须缴纳费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讼费的征收也有了明确的标准。自此,“讼费完成了从传统非法陋规到近代合法司法收入的转变”。

在清末,从京师到各省省城及商埠各级审判厅的筹办过程中,度支部及各省藩库的拨款不敷使用,筹措司法费就成为各地审判厅的主要任务。讼费即是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从资料上看,在各级审判厅,讼费基本上都能照章收取。不过,在大多数未设审判厅的州县,其讼费的征收则往往各自为法,名目繁多,且收费亦不一致。此时,源于此前案费或规费的讼费,其用途主要是用于书役等的办公饭食津贴之用,如天津酌定讼费“以资书吏差役办公之用”,江苏收取讼费“四成给各房书吏,四成给各班差役,不论有无承票,一律均给,一成给书记生,一成给值堂书吏,以资津贴”。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清末预备立宪改革后,各级审判厅讼费的收取虽在州县一级还不尽如人意,但已逐渐呈现正当化的趋势,其用途也逐渐法定化。征收讼费已不再是吏役向百姓无限制需索的陋规,而吏役们按工种的不同所领取的津贴,其性质也变成了由因自己的辛苦工作而获得的薪酬,此前被污名化为自私贪婪象征的规费,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当的合法的收入。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昔日传统的衙门,也开始了向现代专司司法的职能部门的转化。

时代变革中的人生际遇

社会的发展,经常会伴随着制度的变革,也相应地会引发一些机构的增加或撤并,其结果自然也会给其时人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一些人恰逢其会,因其知识的储备而在新体制新机构中大显身手,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另一些人则会由于制度的改变与机构的撤并而丢掉饭碗,不得已只能另谋生计。

清廷覆亡前夕,社会变革的序幕已悄然拉开。在司法改革中,那些曾笼统地服务于旧式衙门的人员,因无法适应专业化的新式审判厅的要求,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生计。

譬如,那些依附于衙门、为当地到县衙打官司的百姓准备好呈给知县的状纸的代书们,就随着新式司法制度的确立而失去了其工作。以往,那些不再担任代书的人还可以改行去教书,然而,随着教育的改革,所有的学校都对其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加以调整,不再教授那些旧式的学问,这些代书们便没有了出路。

他们不得不像民间所称的“讼棍”们那样,在未得到官方授权的情况下,以替百姓们写状纸来糊口,而这在当时则是违禁的。像代书们一样,成为新式司法审判制度牺牲品的人,绝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一些人却因其所接受的新式教育而成了社会急需的“人才”。当司法审判权从行政衙署独立出来后,各级审判厅需要有掌握法学知识的专业人员,那些从法政学堂毕业或从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班学成归来的学生,就在各级审判衙门中挑起了大梁。民国建立后,新旧交替的进程也明显加快。新旧鼎革之际,旧人无法胜任新角色新职责的情况普遍存在。

在这一时代大变革中,那些接受过新式法政学堂教育的毕业生,变成了新时代的宠儿。只不过从学堂到法庭的他们,能否经得起这“历史的选择”,还需等待“历史的检验”。人们很快发现,这批“学者型法官”,“朝出学校,暮为法官,学理既未深明,经验尤非宏富,故论事多无常识,判决每缺公平,则登庸太滥之所致也”。

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颁布了《甄拔司法人员准则》,并明确其意义,“法官为人民生命财产名誉自由之所寄,责任既宏,任用自不得不慎”。在稍后的甄拔过程中,除了重视学历背景外,还进一步对被甄拔司法官的真才实学与实务能力提出要求,以期“拔用合格而能胜任之人才”,“谋司法事业之进步”。可见,作为一项“资源”的司法人才,在民初实践中有多么重要。

法官不再是“包拯”

在清末民初的司法变革中,制度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包拯是传统社会司法官的经典形象,他的角色是多重的。他在充当司法官角色的时候,从案件的纠举、现场的勘验、嫌疑人的抓捕、法庭的调查、案件的裁决直至判决的执行等,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是古代司法审判的一大特征。

为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甚至为了体现恤刑慎刑的精神,古代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中,还加强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结合,比如清代的秋审制即是这种会审制度的集中体现。这种行政官员办理案件,或者一个人参与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全流程的情形,在清末改制时发生了改变,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他人的干涉,成为影响时代发展的潮流。

在清代司法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严格的逐级审转复核制。从权力的分配来看,州县有笞、杖刑轻罪的决断权,徒刑则由省级的督抚审决,而流刑和充军刑,则要由刑部核覆批结,至于死刑案件,则需要由刑部和三法司题奏,最终由皇帝裁决,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大抵上即缘于此。而这种逐级审转的程序,则都从州县开始其初审这个环节,“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且“州县审理笞杖徒流人犯”,“州县承审命案”,而可能被判处不同刑罚的案件则要层层上报复核。

晚清政府在制定《法院编制法》时提出,在已设审判厅的地方,没有审判权的“无论何项衙门”,都不得违法收受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如有不服审判厅判决的上控案件,应按照诉讼律及审判诉讼章程审结,“毋庸复核解勘,致涉分歧”。并明确规定督抚和提法司不应再参与案件的复核,原因是“所有司法独立之制,已植立宪政体之基,各省督抚于该管行政事宜,繁重倍于往日,若再令疲劳于案牍,则一省最高行政,势必致旷废于无形;至提法司特设专官,尤应以司法行政事务为急,解勘之例原属审判范围,自以责成审判各官为适法”。行政的归督抚,审判的归审判厅,各归其位,以保证裁判的独立与公正。

对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剥离,还体现在对秋审朝审的变通方面。秋审是中央覆审外省死刑监侯案件的会审制度,其对象是地方各省关押的人犯,而朝审则主要针对京师关押的人犯。晚清政府虽然规定不允许行政干预司法,但秋审朝审制中的会审,却依然有刑部之外其他部院不谙熟法律之长官参与案件的最后判决,“以司法之重寄而分任素未涉猎之人”,有判者未审之嫌疑,所以须对此加以改进和变通。其结果是,终结了秋审与朝审,在中央这一层级实现了审判权的法官专享。

审判厅官署中的“法理”

在当时的社会巨变中,人们对司法独立等法理旨趣的追寻与坚守,也为司法史增加了一份精深与厚重。

法官审判要不受行政官厅之干涉,首先要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这也是清末民初那一代法律人的“追求”之一。

在传统社会,司法由行政长官兼理,其办公场所,当然也就在各级衙署之中。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而进行的法制改革,首要的就是要实现司法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从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到办事流程,都需脱离原有的行政框架而“另立门户”。这里的“门户”可不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是真的要先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这就是清末民初的司法费开支中,有一笔不小的审判厅建筑费支出的原因。

在各省申请审判厅建设费的呈文中,所附原因均以司法独立为理由。如在山西巡抚丁宝铨上呈的关于山西省城各级审判厅办理情形的奏章中,提及“设立法庭须与行政官厅分析”,而审判厅新筑厅署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作为物质实体存在之官厅建筑的分割,来明示权限上司法审判与行政的分离”。审判厅建筑已不仅仅具有作为办公场所的使用功能,而且还被赋予了权力分立与司法独立的意义。

在其他各省的上奏中,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奉天省上奏称,“东西各国法署规模均极壮丽,诚以国权所在,法律独尊,不得不特别经营,期于完美,用意至为深远。”在广东省关于筹办审判厅的上奏中,也谈道:“惟司法独立为实行宪政之权舆,一切新建廨舍、优给薪公,均与斯事本原极有关系。”

不过,由于审判厅建筑费的筹措举步维艰,有些省份即通过变通的方式,既节省了开支,又达到了审判场所独立的目的。如河南省将省城高等审判厅与地方审判厅厅署合并修筑;山西省将省城旧有裁缺参将衙门改修为高等审判厅,将裁缺太原同知旧署改修为地方审判厅,并在高等厅附近添建了初级审判厅;贵州省的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也由旧衙旧署改建而来,“修改较易,而省费实多”。

从各省审判厅官署的筹设情形来看,当时的人们在变革时,貌似机械,但却透着一种执著与认真。他们为追求审判的公正而确立的司法独立,并不仅仅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口号,而是一种从抽象的原则到审判场所等具体细节的全方位的践履,是一种对外来制度的“教科书式”的移植。

审判厅官署要从行政官署中独立出来,要呈现出司法权独立的法理意蕴;其建筑须避免简陋而呈现出法律所应有的权威;在合并修筑或旧衙改建中,则反映了其时人们不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务实精神。那一代人对法理的追求,值得我们尊重并借鉴。

(作者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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