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社主办

微博 微信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文学副刊

北齐之殇:“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

2022-06-16 07:18: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品读寄簃公

北齐法制的演变历史,证明了沈家本一再申明的论断:“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能长安久治者也”

□  沈厚铎

公元577年被北周灭亡的北齐,只有短短二十七年的寿命。其寿命虽短,但还是制定了自己的律法——《北齐律》。

清代法学家、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三》摘录了《北齐律》中的记载:“死刑轘、枭、斩、绞,凡四等;流刑投于边裔,以为兵卒;刑罪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凡五等,各加鞭一百;鞭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凡五等;杖三十、二十、十,凡三等。”

沈家本对北齐的赎刑作了一番重点考证。他说:“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也就是说,北齐时的“赎”,从用“金”改为用“绢”。

有关赎绢的具体规定如下:“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至于那些不生产绢的地方,可以比照绢的价格收钱。

《北齐律》创立了“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八议”,也就是贵族官僚中位高权重的八种人,包括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大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的人)、议功(有大功勋的人)、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议宾(前朝皇室宗亲)。

这些人犯罪后,普通司法机构无权审理,须在大臣们“议其所犯”后,由皇帝对其所犯罪行决定如何减免刑罚。“八议”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八辟之议”,于曹魏时期正式入律。

自曹魏以后,“八议”逐渐成为古代法律审判的重要原则。而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北齐把内乱之罪排除在“八议”外。

“重罪十条”是《北齐律》的创举,或称其为创新。它把危及帝制、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集中开列,作为惩治的重点,为后世所效仿。

《隋书·刑法志》还记录了北齐一种独特的刑罚——“棒杀”。

史料记载:清河房超担任黎阳郡守,一个叫赵道德的人派人送信给他,请他帮忙办事。房超收到信,连信封都没撕开,就下令“棒杀”了送信的人。文帝宣听说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下令各地方官都设置“棒”,用以棒杀来请求办事人的使者。

后来,郎中宋轨启奏说:“过去曹操悬棒立威,是在动乱时期。现在施用于太平年代,不见得是好事。如果行贿受贿,就是犯罪,罪行严重的,可以处以死刑。自己枉法,棒杀送信的人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文宣帝又下诏,停止了棒杀之刑。

至于宋轨所说的“曹操悬棒”的典故,则源自于这样一个传说——

曹操二十二岁开始做官时,当了一个名为“洛阳北部尉”的小官。他一到任,就制造了十余条五色棒,悬挂在衙门左右,同时宣布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当时,洛阳王公贵族猖狂霸道、藐视王法,没人把曹操悬棒放在心上。一天,灵帝宠爱的太监蹇硕的叔父蹇图,公然违反禁令夜间出行。曹操不畏强权,下令棒杀了蹇图。从此洛阳夜间出行的事就绝迹了,没人再敢触犯夜禁之令。后来,“悬棒”成为严明执法的代名词。

《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三》选用《隋书·刑法志》中的史料,梳理了北齐法制的历史:“齐天保元年,始命羣官刋定魏朝麟趾格。是时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既而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是时刑政尚新,吏皆奉法。”

北齐初建,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元年,就下令大臣们研究重新修订东魏的《麟趾格》。“麟趾格”是东魏大臣们,在首都邺城的麟趾殿中奉命修订,并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公元541)公布的一部法律。

“格”,是供官员参考、补充律令的实用法规。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形式,东魏的“麟趾格”为历史首创。当时,北齐政权初创,政刑不一,决狱定罪很少依照律文,都是相互参照,美其名曰“变法”。之后,君臣议论要编制《齐律》,但多年都没有编成。所有案件仍然依照东魏旧律。因为当时政权新建,所以官吏们还都能自觉奉公守法。

天保六年之后,文宣帝高洋逐渐以功业自矜,恣行酗酒,任情喜怒。他命人制作大镬(音同货,意为锅)、长锯、剉碓一类的杀人器具,陈放于宫廷中,遇到有不高兴的时候,就找个人亲自把他割裂杀死,甚至命令左右的人,把杀死的人肉切成小片吃掉,以满足他的乐趣。

仆射(音同叶,仆射之职当时相当于宰相)杨遵彦,命令负责刑狱的官员,把判定死罪的囚犯,隐藏在仗卫人员之中。皇帝想要杀人时,就把他送上去。这叫作“供御囚”,意思是供给皇帝杀着玩的死囚。如果死囚三个月没被皇帝杀死,就免了他的死刑。

文宣帝曾经行幸金凤台受佛戒。为表示一心向佛,他下令召来许多死囚,用竹苇编的席子给他们做成翅膀,命他们从金凤台飞下去,说是“放生”。结果,这些死囚坠落下去,都摔死了。文宣帝看了,高兴得放声大笑。

由于帝王的酷暴,当时主管审理案件的官员,也都实施酷法。审讯囚犯,常用车辐、搊(音同抽,意为束紧)杖、夹指、压踝之类刑具。犯人不胜其苦,只能屈打成招。

天保七年,豫州检使白檦(音同标)被左丞卢斐弹劾。白檦为了解脱自己,在狱中诬告卢斐贪污。文宣帝知他奸诈,诏令调查,果然没有那回事。

因为这件事,文宣帝敕令八位高级官员讨论制定《案劾格》,规定“负罪不得告人事”。也就是说,负罪入狱的人,不得状告别人的问题。

于是,挟奸诬告别人的官员,为了怕被诬告的人翻案揭发自己,就先设计诬讼,使被告符合《案劾格》,使审案官员无法审断,又任意牵连,使案情扩大,兴成大狱,动辄十几人,使案子经久不能了结,乱象丛生。

不过,文宣帝把政务委托给有能力又比较正直的辅臣杨遵彦,多少能弥补文宣帝造成的乱象。所以,当时有些议论时政的人,私下说“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文宣帝死后,孝昭帝即位。他虽然也想改革,却不到一年就死了。武成帝即位后,想要慎刑轻典,于大宁元年(公元561年)下诏说:“王者所用,唯在赏罚,赏贵适理,罚在得情。然理容进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勋,或有开塞之路,三尺律令(古代律法一般是写在长三尺的竹简上,所以后世将‘三尺律’作为法律的别称)未穷画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讼,刑赏之宜,思获其所。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疑从轻。”

这个诏令首先道明法律是应该不断改进的,尤其强调孔子主张“止讼”境界,赏的理由充分,罚的情理相当。所以他下令,“赏疑从重,罚疑从轻”。

武成帝后又催促立法。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尚书令赵郡、王叡(音同瑞)等,奏上《齐律》十二篇。从此以后,北齐法令明审,科条简要。针对那些不能被法律规范的事务,后又另制《权令》二卷,与《齐律》并行。

武成帝下令,要求仕门之子弟常讲习法律。齐人都能知晓法律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

平秦王高归彦谋反事件后,需要有适当的罪名,因律无正条,于是又制定《别条权格》,同样与《齐律》并行。因为律格并行,于是那些主管司法审判的官员们上下比附——想要保护当事人,就附依轻议;想要敲定被告的罪名,就附从重法。奸吏们相互因袭,舞文弄墨出入人罪,造成社会动荡。

到了后主高纬,安逸享乐,宠幸佞臣。而佞臣们暗中利用律格,铲除那些不愿意依附自己的人,朝政纲纪紊乱不堪。不久,北齐灭亡了。

北齐法制的演变历史,证明了沈家本一再申明的论断:“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能长安久治者也。”

(作者系沈家本四世孙)

责编:王硕

联系我们 | 诚聘英才 | 广告征订 | 本站公告 | 法律声明 | 报纸订阅

版权所有 Copyrights © 2014-2022 www.legalweekly.cn ALL RIGHTS Reserved 《法治周末》

京ICP备10019071号-1 京报出证字第01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87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