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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法国为何6个星期就彻底沦陷

2022-04-28 09:28: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周末书话】

《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

作者:[] 朱利安·杰克逊

译者:魏本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  叶克飞

19401月,时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的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在访问法国后,这样总结他对法国军队的印象:“我不得不说,法军从表面上看并无异常。虽然在我们看来,将领们的年龄有点老,但他们个个久经沙场,斗志昂扬。联络官们都认为,即使他们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在一番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后,士气也丝毫不减……我们必须信赖法国军队。这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我们自己的军队实力薄弱,必须依靠法国。我们现在就连像1914年那样的精锐部队都没有。一切只能指望法国军队,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一次毁灭性的军事溃败

当时,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已超过3个月,但几乎还没有正式战事发生。英法盟军的计划是通过实施封锁来扼制德国的战时经济,同时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直到准备充分,然后于1941年或1942年发动进攻。

当然,德军未必会坐视英法盟军实施计划,所以英法两国还有B计划,那就是如果德军在此期间发起进攻,那么英法盟军就会以自身防线进行抵御。

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19405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6天后,荷兰投降。513日,德军成功从色当渡过默兹河,兵锋直逼英吉利海峡。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英、法、比三国军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到了1940528日,比利时投降。526日至64日,英军实现敦刻尔克大撤退,逃脱落入德军之手的厄运。至此,欧洲大陆的英军已经几乎全部撤离。德军可以畅行无阻地挥师南下,直逼法国腹地。他们突破了法军在埃纳河和索姆河构筑的防线。6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4天后,德军进驻巴黎。1940622日,法国政府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

换言之,被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寄予厚望的法国,仅仅6个星期就输了个彻底,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军事灾难。

《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一书中写道,那年6月时的法军,已经不再是5个月前艾恩赛德看到的那样,而是“三三两两的士兵踩着路边的杂草向前走着。他们没了武器,双眼低垂。一辆自行车、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先后擦肩而过,而他们却好像没看见似的。他们像盲人,又像衣冠不整的幽灵在游荡,既远离那些坐在马车上的农民,也不和那些坐在车里的城里人在一起……他们独自前行,像是不再乞讨的乞丐。我们目睹了法军溃败的开始,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误以为他们只是行动迟缓,才被远远甩在大部队后面”。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军事溃败,法国半壁江山被德军占领,贝当元帅建立起独裁政权。直到1944年,法国才重新建起民主共和国。

重现法国沦陷的全过程

在一战中号称“欧陆最强”的法军,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一向骄傲的法国,又为何快速沦陷?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院士、法国史研究专家朱利安·杰克逊的《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一书,重现了法国沦陷的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英法关系很值得探究。正如书中所写:20世纪20年代,英国把法国视为欺凌德国的恶棍;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又成了欺凌法国的恶棍,对法国越来越粗暴。”尤其是1935年,“法英关系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低谷时期”。而在与德国的关系中,英法两国也始终处于博弈状态。

但在1940年,两国已经到了必须走到一起的处境,丘吉尔就公开宣称英法的团结不可分割,尽管许多人仍然质疑这种合作关系。

对于英国来说,此时的法国无比重要。因为一旦法国沦陷,英国就会直面一个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敌对大国,而且历史上首次没有任何大陆盟友支持。事实上,因为法国的惨败,德国人确实成了这样的敌人。所幸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让丘吉尔拥有了日后对抗入侵者的骨干力量,让丘吉尔的“我们能再一次证明,我们有能力保卫我们的祖国,驾驭战争的风暴,在暴政的威胁中生存下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打持久战,我们可以孤军奋战”成为现实。

法国的溃败,一般认为是因为绥靖主义,不过《法兰西的陷落》则以“和平主义”代替。在朱利安·杰克逊看来,法国在一战中备受摧残,制造了大量丧生者、残疾人、寡妇和孤儿,人心求和平,对战争相对厌恶。政府对德国纳粹主义的纵容既是事实,也是法国民间意识的体现。同时,一战后的法国经济高速发展,重工业发展尤其之快,使得法国的军事装备力量大大加强,“利器”的存在也多少麻痹了法国政府、军队和民众的心志,认为已经足以防御任何风险。

这种厌恶与麻痹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军队的气势。在法兰西的陷落过程中,名气最大的历史名词当属“马其诺防线”。这个强大的人工屏障囊括了军营、炮塔和兵工厂,碉堡里甚至有影院。它被视为牢不可破的防线,可却沦为“养懒人”的保护壳,在德军的协同作战中被突破。

马其诺防线也代表着守旧的战争思维,法国人依然迷信一战时期的阵地战模式。但时过境迁,战术模式已经悄然改变。德军的“闪电战”和“坦克战”,让躲在防御工事后失去主动权的法军吃尽苦头。

“最大的灾难”

这场溃败成为法国的耻辱。那一年,年轻的历史学家勒内·雷蒙写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怕的考验莫过于军队的失败;就危难的程度而言,这是最大的灾难。不管你以前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军国主义者,也不管你是憎恨战争还是喜欢逆来顺受,这些都无关紧要……战败给民众带来深深的、永恒的创伤。它伤害了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基本的东西:对生活的信心,对自己的自豪,还有不可或缺的自尊。”

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非常多,丽贝卡·韦斯特认为法国沦陷的悲剧意味,“在历史上,其地位可以与文学艺术上的哈姆雷特、奥赛罗以及李尔王相提并论”。《纽约时报》则在法军投降前几天评论,巴黎被全世界视为“人类精神的堡垒……如果巴黎惨败,那意味着文明世界的惨败”。1940年时还是一名飞行员的《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在空中目睹了祖国的灾难,发出“我肯定是在做梦”的哀叹。

在政治层面,法国的溃败也让二战的局势变得更复杂:希特勒将注意力转移向东线,1941年出兵苏联。在远东地区,法属印度支那成为权力真空区,进一步激起日本的扩张野心。二战从欧洲层面的冲突转为世界冲突。

法国人的自省与信念

法国人并非没有自省。《法兰西的陷落》一书中写道,战败后不久,法国国内就出现了一系列指责和自我鞭挞类的文学作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有的人指责政治家或将军,有的人指责共产主义煽动者或法西斯纵队,有的人指责学校教师或工业家,也有人指责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他们指责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酗酒、出生率下降、去基督教化、家庭破裂、爱国主义的衰退、叛国、马尔萨斯主义、不道德的文学等”。

而在政治层面,戴高乐主义成为战后法国历史的显著特征。“戴高乐主义”始于1940年,是戴高乐618日在伦敦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生于1890年的戴高乐,世界观植根于19世纪晚期的浪漫民族主义。正如他后来在他的战争回忆录的第一页上所写的:“我终其一生,都对法国持有某种信念。”

这种“信念”最根本的基础是坚信“法国与伟大共存”。但朱利安·杰克逊也写道:“遗憾的是,戴高乐那一代人仍然生活在1870年战败的阴影中,他们非常清楚法国不可能永远伟大。戴高乐认为法国的历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辉煌与衰落、光明与阴暗、荣耀与悲剧交替。1940年的战败很容易就融入了这一千年史诗之中,并使他能相对性地看待其长期重要性。”

当然,这也不是历史的全部,正如书中所言:“理解过去已经够难了,历史学家也应该审慎地理解现在,更不用说试图预测未来了。关于1940年影响的辩论无疑仍会继续,对历史学家们来说,下结论为时尚早。”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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