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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雄心与悲凉

2022-04-21 08:5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顾维钧夫妇雕塑。

顾维钧进入外交界,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顾维钧历经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和国民党等各届政府。顾维钧的专业素养为他赢得了足够的外交声誉。但毕竟国穷民弱,纵使他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也难以改写结局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作者:金光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禾刀

1896713日,李鸿章率领由36名成员、60名仆人组成的清廷使团,带着活鸡和大米等物资抵达法国巴黎。旅居法国多年的作家边芹查阅历史资料发现,使团人员并没有入乡随俗,而是从衣食到出行几乎每一个细节努力保持清廷的规制。

时隔22年,同样是在巴黎。求学时代便适应西式生活的31岁中国外交官顾维钧,以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令倨傲的列强深为折服。正是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第一次拒签了由列强把持的条约,顾维钧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列强说“不”的外交官。

顾维钧甫一步入外交界便闪烁着耀眼的光环:24岁担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并进入外交部,27岁出任中国驻美公使,31岁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发言并一鸣惊人,34岁担任外交总长,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等职,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在近代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多方搜集素材,在《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一书中,将人物投射到历史大背景下,精心描绘了顾维钧波澜壮阔的一生。透过顾维钧的一生,读者看到了他为国积极奔走、大声疾呼的雄心,也看到了弱国无外交的无奈悲凉。

不能只会说“不”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屈辱史、血泪史。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贫弱不堪且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饱含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代表“拒签的行动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对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拒签顺应了国内民意(签订期间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得到了舆论的称赞”。但顾维钧并不认为外交就是简单的“可以或不可以”的二元法则,他坚信:“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这一外交智慧理念贯穿了他的整个外交生涯。

就是这次令顾维钧声名鹊起的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并非全都说“不”。顾维钧同美国国务卿蓝辛等人反复研究后认为,如果一味反对拒签各种和约,虽然中国第一次在近代外交上挺直了腰杆,迎合了国内呼声,但也可能导致“中国由此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再三斟酌后,顾维钧发现,“通过签署对奥和约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正是这一技术性举措,为中国后来成为联合国创始国预留了一道门。

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小试牛刀,3年后的华盛顿会议,被北洋政府委以重任的顾维钧显得更加自信和从容。在金光耀看来,“华盛顿会议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国际会议。近代以来,在中国与列强的交涉中,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了一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与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中国外交之所以在国内政局走马灯换代的时代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外交成绩,与顾维钧坚持“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理念密不可分。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国际法和外交,他对国际法和欧美外交文化熟稔于胸,自然也擅长在顺应外交规则中寻找博弈空间。这也是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内外交官,顾维钧的发言更能赢得欧美外交界认可的原因所在。

民国首任外交部长陆征祥常给人以软弱无能的印象,但有一点应予肯定,那就是他要求,“从事外交的人员均须受过专门训练,外交职位由职业外交官担任”。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官的形成有其特殊历史背景,虽为后来的“外交系”埋下了伏笔,但相对稳定的外交人事体系,却在国内政局动荡之际较好地维护了外交秩序。

“早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顾维钧)指出的中国外交败坏的3个原因中居第一位的就是‘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显示出以公法办外交的思想。”1911年,顾维钧在《中国外交私议》一文中亦指出:“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讲公理并非只认死理,顾维钧讲究的是既要据理力争,也要因势而为。几乎每次外交会议,为避免陷入弱国无外交的尴尬,顾维钧都要确定一个或几个大国作为联合对象,以此团结更多力量。

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理念与当时世界“反战”公理潮流不谋而合。巴黎和会10年后,《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条约》)在巴黎签订,这一条约后来几乎被所有国家批准。

敢于直面不理解

很多人只看到顾维钧风光的一面,其实在他数十年的外交职业生涯中,不理解甚至误解屡见不鲜。不理解、误解有的来自身边的亲人、同事,也有的来自社会大众。

1916年,因反对顾维钧帮助称帝的袁世凯筹措资金,顾维钧的岳父、顾进入官场的引路人、时任国会议员的唐绍仪在《申报》上向顾维钧致公开信称“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语言极为尖酸刻薄。

巴黎和会成就了顾维钧,但从本书披露信息看,由于有几位外交官对于排序颇有不满。加之团长陆征祥不敢担当,导致内讧不断,“王正廷和施肇基对顾起草的文件吹毛求疵,严词批评”。虽然年轻气盛的顾维钧对此努力平息,但对于王正廷散布他与曹汝霖女儿订婚的传闻仍显得怒不可遏,不过他的愤怒情绪并没有延伸到外交舞台上——无论遭受多大委曲,他都不会因此而影响国家利益。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出任外交部长才几天的顾维钧致力于建立锦州中立区,试图以此阻止日军侵略的步伐,从而为中国军队备战赢得更多时间。但不黯其意的学生涌向外交部,并包围了外交部,有的还在墙上大书“打例卖国贼顾维钧”等标语,全国声讨的电报更是不计其数,最狠的也许要数他的江苏同乡会电报,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策,就炸掉顾家的祖坟”。

1923年爆发的“临城案”,最终以外交让步的方式结束,但此举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东方杂志》上一篇标题为《临城动车案的对外屈服》的文章质疑顾维钧:“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换元首怀仁堂的一握手。可怜轰轰烈烈的青年外交家,为维持中国国际地位而就职的外交总长,竟办成如此屈辱的外交。”

这还不算最绝的。1924年,因不满中苏协定签订进展缓慢,顾维钧遭到北京知识界的质疑乃至声讨,称“火烧赵家楼后顾维钧在巴黎拒签和约,获得国内一片叫好,但不到5年,他却被学生列入该火烧痛打之列了”。然而,当不久中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作为协定附件的7个声明书后,舆论风向立转。不少报纸“称此举为顾维钧外交之胜利”。

敢于直面公众的不理解,既是坚持原则的外交定力,更是一种外交智慧。中苏协定签定后不久,全国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其中就包括终止中比条约,此举也开创了民国政府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例。值得一提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顾维钧还顺势将盘踞中国海关关长职位上17年、骄横跋扈的英国人安格联罢免,这是“在政权根基摇摇欲坠之际作出的超乎寻常的举动”。

不是简单的“磨嘴皮子”

提起外交工作,许多人想到的是口若悬河的雄辩,这项能力虽然重要,但对于积弱积贫时代的外交官,顾维钧面对的困难乃至危机是常人尤其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成立李顿调查团,计划前往东北调查。得知顾维钧准备一同前往,日方放出话来,称无法保证顾维钧的人身安全。顾维钧意志已决,后来果然遭到日方种种刁难乃至明里暗里威胁,但这些始终没有吓倒他,直到调查工作的完成。

顾维钧示人的那些照片大都衣着光鲜、皮鞋锃亮,这是顾维钧对维护国家形象的自我要求。背地里,国家穷困,加之动荡不安,使馆经费拮据乃家常便饭。“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也是中国驻外使馆面临的普遍问题”。好在顾维钧的妻子黄蕙兰的父亲是马来西亚鼎鼎有名的“糖业大王”,无论是个人人脉还是财力方面,均贡献不少。

顾维钧进入外交界,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顾维钧历经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和国民党等各届政府。顾维钧的专业素养为他赢得了足够的外交声誉。但毕竟国穷民弱,纵使他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也难以改写结局。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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