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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拾荒者”博弈废品回收江湖

2022-04-14 09:37: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总体上看,目前废品回收体系有从第一种链条向第二种链条转变的趋势

第一种链条是:“居民产生者——拾荒者——私人社区废品站——城市边缘回收市场——外地处理厂”;第二种链条是“居民产生者——上门回收——社区/街道两网融合站点——回收转运中心——外地处理厂”

视觉中国

□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北京居民刘宁(化名)发现,原本在小区周围收废品的夫妻俩渐渐不来了,曾经他们那辆码放着各种废品的大卡车就停在路边。

他还注意到,近两年,小区里捡废品的老年人多了起来,几乎每次出去扔垃圾都能遇到小区里捡纸箱的大爷大妈。

小区大妈“蹲守”纸箱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刘宁这样描述:“几个人同时守在垃圾桶旁,看到有人拿着纸箱过来就先迎上去,先到先得。有的老人从桶里翻了东西后,会把垃圾整理好,有的则把垃圾桶周围弄得乱七八糟。”

不只是北京,回收废弃纸箱引发的风波,已在多地频频上演。

有报道称,322日在广西柳州,有人用纸箱为流浪猫陆续做了五六个猫窝,每次都被附近的大妈们迅速拿走。

网间,近来诸多关于“抢夺纸箱”的视频,也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甚至有人因在小区捡拾垃圾发生冲突而惹上官司。

2021年,赵大妈和李大妈因为捡拾垃圾发生冲突,赵大妈受伤并起诉至法院。据报道,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本案系因双方产生肢体冲突而引发的侵权纠纷,双方均存在过错,因此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共计1000余元。该案法官还提示,近年来,小区内因捡拾垃圾引发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人身伤害案件也时有发生。

在城市居民小区里捡拾废品的老年群体也引起了社会学专家的关注。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丁志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年居民自发“捡纸箱”去卖,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老人因为过去生活在“物质稀缺”的时代,他们觉得扔掉的纸箱可惜,就随手去捡,顺便卖掉。更多的老人是为了获得收入去捡纸箱。这些老人多是“北漂”老人,往往来自农村。他们不想增加子女的负担,于是捡卖纸箱以“自力更生”。

丁志宏认为,媒体、社会需要向这些老人宣传相关健康知识,因为有些纸箱可能因为含有有害物质而具有一定危险性。此外,社区也要多多关心这群老人,让他们参与更有意义的志愿活动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子女应经常关心来京的父母,适当给父母一些经济支持。毕竟父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多是为了帮助子女带孩子。

在城市居民小区里捡拾废品的人并不都是小区居民。据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政策主任谢新源观察:以北京为例,在社区里有多类人群在捡拾废品(高价值可回收物),包括专职拾荒者、社区打工者、各类保洁员(如清运垃圾人员、垃圾站管理员等)、普通居民等。

从走街串巷到小区门口:他在京收废品20

由于家住没有电梯的六楼,在需要转让一些大件物品时,刘宁遇到过难题。比如,收废品的人不肯收旧床垫,因为“床垫不值钱,还得往下搬”。

愿意免费上门把东西搬下楼的民间回收人也有,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门口收废品的河南人王周全(化名)就是。今年49岁的王周全2002年就来到了北京,他的青春在这座大城市里度过。20年间,他只有一个营生:买卖废品。

不久前,一则“捡破烂一年赚800亿”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惹得不少网友羡慕留言“也想街上去捡破烂了”。最吸引网友眼球的是河南省许昌市大周镇。据报道,大周镇已有4万多人从事着废旧金属回收业务,培育形成了主营业务收入超800亿元的循环经济产业。

网上的热闹都与王周全无关。因为识字不多,他不看手机,也不会用微信。他喜欢收废品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自由自在”:哪天不想出门,就可以歇一天。

325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门口,法治周末记者见到王周全时,他正在整理上午收到的空塑料瓶。瓶子不多,却占地方,装进包装袋后,几乎占据了他三轮车的一半。即便如此,根据他的经验,也不能在小区里把空瓶放地上踩扁。因为“这里跟老家不一样”,踩塑料瓶子发出的响声会引发居民抱怨。

王周全每个月靠收废品能挣到几千元。勤快点,多跑几个小区,就挣得多点。前些年,他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收废品,后来,每天上午,他的“流动三轮车”会固定出现在这个位于东城区的小区门口,一晃就是十来年。

凭着讲诚信、勤快,谁家里有力气活儿他都肯搭把手,王周全在小区居民中间赢得了不错的口碑。跟他相处了多年的老邻居,也早已接纳了他的存在。

王周全关注纸箱、塑料瓶等在回收点出售时能卖出的价钱。这些数字时有波动,他需要记住当天的价格。因为废品回收就是一收一卖间挣个差价,因此,他得至少留下2毛钱的利”才不会白忙活。但也不能因此压低价格收,否则会“坏了名声”。

近年来,纸箱在小区捡废品的老年群体间成了抢手货,他觉得,这是因为纸箱“价格好”,一公斤能卖一块多。不过,并不是所有小区居民都把纸箱卖到他这里。有的老人为了多卖钱,宁愿多走些路,自己把废品运到几公里内的回收点去卖。

王周全的生意没有因为捡纸箱的人多而受到影响。在他看来,几年前在他熟悉的小区里建起的“白色小屋”才是他的“竞争对手”。很多居民在出门扔垃圾的同时,顺手就把纸箱等值钱的废品直接送到了那里。

环保公益组织“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对我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有深入研究。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纸箱等废品的专业说法为可回收物,到了回收链条下游就叫再生资源。小区里捡废品的老人实际上起到了垃圾分类的作用,他们是用市场的行为在做分类,而且效率很高。

据她观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环境治理政策、城市管理政策的变化以及政府对于废品回收行业的管理等因素,民间回收者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减少。例如,每拆一个市场,就会流失一部分民间回收人。

陈立雯从2009年开始在北京调研民间回收群体的生活。各地对这群人的称呼多有不同:在广州,他们被叫“收买佬”;在北京或者北方地区,普遍是“收破烂的”,而“拾荒者”是一种通称。

陈立雯介绍,在北京,2013年前后是民间回收的“鼎盛时期”,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有近30万。那时,他们将城市里90%的可回收物进行了有效回收,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任何发达国家。

陈立雯表示,走进在外界看来“脏、乱、差”的民间废品回收体系会发现: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序,有着上、中、下游多个层次的系统。

在她看来,废品回收绝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强度,在很多方面考验专业性,尤其是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评估和分类。在社区最前端的回收者根据中下游的价格反馈对不同废品进行定价,而不是随意定价。如果判断不好材质、分类不准确,将废品卖到下游的时候,价格就会被压低。

民间废品回收人的固定回收点,曾经遍布北京城每个商业和住宅社区。“没有大量回收人在最前端做回收工作,就没有后面的精细分类再利用。这个完全依靠市场导向资源配置的民间回收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间将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陈立雯说。

“收垃圾”的“90后”程序员

在王周全的三轮车不远处,他手指的“白色小屋”是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北京铭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绿色生活”驿站。

据了解,18个驿站在2018年年底就在建国门街道9个社区统一投放使用。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每个驿站的“小屋”里都有专人值守。驿站既推广垃圾分类,又兼有废品回收功能。

上述科技公司的运营负责人邢智磊是位90后”,曾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现在要是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就干脆回答,“收垃圾的”。

邢智磊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社区、垃圾转运站以及各个“绿色生活”驿站之间。除了管理员工、日常报表汇总,他还要解决垃圾分类、废品回收项目运营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邢智磊的手机号码被印在每个驿站的指引牌上。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几年间,自己“什么问题都遇到过”。他每天会接到各种电话:有居民抱怨厨余垃圾异味,有人误把有用的东西当成垃圾扔了让他帮忙找回等。有时,也有老人请他帮忙上楼搬运大件垃圾。

与骑三轮车的收废品者不同,玻璃、泡沫、旧衣服等王周全不收的东西,驿站都收。有些低值废品在驿站不能换钱,但是对居民有积分奖励。按标准分类垃圾的居民都能在驿站刷卡积分,攒够了一定积分,就可以换取垃圾袋、消毒液等日常用品。最初推广“绿色生活”驿站时,邢智磊的公司受到过来自社区居民的阻力,而现在,周围居民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如果要撤掉驿站,居民们反而不愿意了。

据邢智磊介绍,驿站积分制度的设计旨在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行动的荣誉度和积极性,引导居民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最终使“垃圾强制分类”在未来成为可能。

每天,18个驿站收集到的生活垃圾和可回收物都会被拉到附近的转运站,日产日清。32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转运站内的各种可回收物分类摆放,其中,大量的泡沫包装经过冷压缩处理后,变成了一个个白色方块。

“街区保洁员会对从社区回收的其它垃圾(生活垃圾)进行初步分拣,集中到了中转站后,由分拣员再次分拣出可回收物。所有可回收物转运到六环外的分拣中心后,再进行更专业的分拣处理。其它垃圾则运到垃圾处理厂进行焚烧。”邢智磊告诉记者。

他介绍,分拣中心只收可回收物。分拣中心里的设备比转运中心的更齐全和专业:打包机、分拣带、分拣台等都有。每家分拣中心对应的末端,也就是可回收物的回收再利用企业也不一样。

据了解,2017年年底,北京市开始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完善站点布局。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曾在《垃圾分类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路径分析》报告中讲到,可回收物强制分类与规范回收具有显著减排效益,两网融合是新形势下垃圾分类处理的发展趋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一定要放在垃圾分类大背景下,转型升级要融入国家垃圾分类制度体系建设中。

废品回收链条的新趋势

谢新源认为,总体上看,目前废品回收体系有从第一种链条向第二种链条转变的趋势。第一种链条是:居民产生者——拾荒者——私人社区废品站——城市边缘回收市场——外地处理厂;第二种链条是:居民产生者——上门回收——社区/街道两网融合站点——回收转运中心——外地处理厂。

谢新源观察到,北京市的一些地区也采用过“收编”私人废品站的方式让一些正规公司去管理私人废品回收者,但前者往往只是负责让后者符合消防、卫生、占道等规范,后者仍要自主决定可回收物的流向,自负盈亏,且要向前者缴纳管理费。此外,北京还有一些新兴的回收公司,占据回收链条上的多个节点,例如把上门回收、社区/街道回收站点、回收转运中心环节中的2个或3个囊括到业务中,这也是从个体走向“正规化”的过程。

但在这种“正规化”过程中,政府需要支付一定成本,如每年给正规管理公司或新兴回收公司付费等。当政府不愿意或无力购买服务,市场可能又会重新被私人回收者占据,谢新源说。

谢新源坦言,私人废品回收确实在税收、社保、规范性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他观察到,上海一些街道的做法是:完全取缔原来社区周边的私人回收点,由政府建设街道级两网融合回收站,再吸引原来的一些私人回收者入驻,这样就可以把数据统计做起来,并且保证废品流向正规渠道。

“目前的民间回收人平均年龄至少在50岁以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的这批人,可能再过10年就干不动了,而他们的孩子们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愿意再从事这个行业。”陈立雯补充道。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这天,王周全收到的废品不多。快到中午时,他匆匆向记者告别,想赶回他在五环外租住的地方吃饭。离开前,他还要帮一个居民的忙:把一台洗衣机从这条街运到另一条街。“都是熟悉的老邻居……不好意思收钱。”他说。

对于王周全这样的废品回收人员,陈立雯认为:是否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将这些有技能、有分类回收知识体系的民间回收力量纳入到正规分类回收体系中,让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和社区关系继续发挥作用,是在垃圾分类体系构建中需要慎重思考的。

让这些民间力量继续参与城市垃圾分类中废品的分类回收,不仅可以继续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让他们得以维持生计,也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开展更人性化社区治理的过程,陈立雯说。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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