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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场关于“亲亲相隐”的学术争鸣

2021-03-25 09:14: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这场学术争鸣,既可以说是辩护与批判的理论博弈,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萃取

陈一宏

近年来,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然而,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称得上“优秀”?这恐怕是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传统思想文化领域,学界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借助“亲亲相隐”话题,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集体探讨、反思和萃取。邓晓芒的《儒家伦理新批判》(2020年增订版)一书,从一定角度生动展现了这场学术争鸣的概况。

“亲亲相隐”之争

这场关于儒家思想的学术争鸣,肇始于刘清平分别在20004月、20022月及同年11月发表的三篇批孔作品——《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其中,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引起了郭齐勇等儒家伦理支持者的极力反驳,相关的作品最终汇总为70余万字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2004年版)论文集。

邓晓芒应该是在阅览该文集之后介入此次学术争鸣的。他认为,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正方的多篇文章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而反方“也还缺乏对正方文字的细致的逻辑清理和思想辨析”。于是,他于2007年发表了《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对相关问题予以澄清。

从此,论战各方交锋的论题不断深入和拓展。2010年,邓晓芒将自己关于本次争论的论文,连同对牟宗三先生误读康德哲学的批判,分别作为上下篇结集出版,这就是《儒家伦理新批判》的原本。

该文集的出版将讨论推向新阶段,双方据理力争,其中不乏讽刺揶揄,却又精彩纷呈。由此产生的一大成果是,郭齐勇教授等组织的驳邓巨著《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2011年版)问世。对此,著者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回应,而这些论战篇章替代之前批判牟宗三的文章,成为新版《儒家伦理新批判》之“下篇”的主要内容。

纵览新版全书,上篇内容包括:“亲亲相隐”的含义、实质及历史作用,孝与忠、儒与法、逻辑与仁德的关系,对儒家伦理的正向与反向理解,等等;下篇则包含论战的余绪,并补录了阐释新批判主义的4篇文章,内容除了“亲亲相隐”相关问题之外,还涉及如下问题:牟宗三与康德的关系,儒家义理的真正本质,儒家心性论与康德哲学的比较,等等。

私德和公德的冲突

传统儒学伦理可从心理儒学、制度儒学和日用儒学三个方面来理解。在心性儒学层面,宇宙、自然与人本是“理一”,可分别“分殊”为阴阳、柔刚、仁义。仁义就是宇宙、自然在人世间的普遍原理,这种“仁义”可由人的私亲之情曲通而至。因而,实践中的儒家伦理强调修身,是一种“成德之教”。

在制度儒学层面,儒家伦理结构延伸出一套“爱有等差”的政治体制,即“家天下”制度。在日用儒学层面,百姓信奉的道德规范就是“三纲五常”和“五伦六纪”。概言之,传统儒家伦理是一种以私德贯通个人、家庭和国家的体系。

“亲亲相隐”之争之所以能拓展到全面反思儒家伦理的理论高度,是因为儒家伦理结构中可能存在私德和公德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郭齐勇等人一方并不认为儒家伦理的结构性矛盾是个真问题。他们坚持以私致公的伦理根本,认为亲亲之爱是德行之端。并且,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公私德行的冲突,可以用“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来化解。

相反,邓晓芒却认为,儒家伦理“以私德致公德”的反向理解就是私亲过度、挤压公德。并且,“门内”“门外”的区分不足以解决公私德行冲突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家天下”的结构中,家与国的界限是模糊的,“门内”“门外”在事实上难以界分。

基于此,双方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设计了不同的进路。郭齐勇等人一方认为要完善公民道德,“离不开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与健全的君子人格的培养”。而邓晓芒则主张,儒家伦理需要先用人之为人的共同价值信仰进行“托底”。

何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本

很明显,邓晓芒所提出的道德建设方案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和融通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建立起一套新型的伦理理性逻辑结构,其中包含了传统儒家伦理所不能完全覆盖的普遍价值,并认为传统儒家伦理强调五伦之内的交往规则,而忽视了路人道德建设,导致了“只要不让熟人吃亏,就不算违背道德底线”的文化心理。

这场争论也留给读者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比如,当今老百姓心中带有儒家色彩的文化心理,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呢?儒家思想绝对不可放弃之根本是什么?如果是从私到公的伦理结构,那么著者主张将带有公德元素的普遍价值置于更为基础的位置,这还算得上是儒家伦理框架吗?等等。

与之相关,若承认儒家伦理在内的传统文化都有其不可动摇的核心根本,那么有效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都需要先确定这样一个核心和根本。因此,何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本?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场争论的终极意义,应当是让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变得更好。然而,“关怀人本身”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特别需要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供给养。

回顾这场学术争论,它既可以说是辩护与批判的理论博弈,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萃取。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能够经得起理论和实践检验的传统文化,因此,挖掘和推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赖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和反思。在这方面,《儒家伦理新批判》无疑具有开拓之精神、典范之意义。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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