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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时代,法律治理思维正在转变

2021-02-04 07:40: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由于“向后看”的融贯主义思维不能有效实现科技时代的治理目标,它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向前看”的治理工具主义所替代

陈杰

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法治受到现代文明国家的普遍青睐。动态地看,法律治理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一整套运作过程。由于所有法律纠纷的最终裁决机构是法院,因此,一般认为,司法在整个法治运行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这正如德沃金所宣称的那样:“法律帝国的首都是法院,法律帝国的王侯是法官。”然而,随着科技发展,传统法律治理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法院的中心地位逐渐动摇,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治理思维和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科技时代的法律治理

科学技术最初表现为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发明和运用的简单工具。它形成于主体生存、生活以及向外部世界获取必要资源的意愿,媒介主体和客体,便利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利用。

然而,神奇的是,作为科技外化形态的工具不但正向改造客体,还逆向作用主体。并且,它还改变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回顾历史,科技给我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令人震撼。当人类运用最原始的科技锻造出第一件生产工具时,他必然无法想象我们今天所置身的科技世界。

既然科技能够改变生活世界,当然也就能够改变生活世界中的法律。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新兴科技对法律的影响日趋明显,其中,重要的有: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脑神经技术、增材制造技术、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这些科技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一系列新型治理难题。

利用先进生物技术,人们可以将外源基因移植进动植物体内,或对动植物遗传基因进行改编,产生出基因修饰生物,但这种改变会给生物世界带来何种后果却不得而知。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生活空间的物理性状,引发了虚拟空间规制、新型权利保障以及网络犯罪管控等治理难题。

建立在脑神经科技之上的功能性磁核共振成像除了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外,还可以在司法程序中显示陈述者的脑部神经反应,帮助案件侦办人员判定言词证据的真伪。然而,对于脑部工作实况的窥见,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权利保护的担忧。

增材制造技术即3D打印,利用这一技术制作仿真枪支弹药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而广泛打印更会使得武器在国家间扩散,导致区域武装冲突。此外,3D打印器官植入人体将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尚未可知。

随着数字加密技术的发展,依托区块链建立的“智能合约”在全球普及。但许多合约设定的代码规则却与当地的合同法律格格不入,并且一些强制履约程序有时会促成巨额非法利益。

当前,最令人瞩目的科技当属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类意识和执行相应指令,智能机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人力,便利工作和生活。但智能程序设计错误也会给应用带来很大麻烦,并对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一科技不断精进,它的前景反而变得不甚明朗。人们担心,具有自主创造性思维的机器是否会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罗杰·布朗斯沃德教授在《法律3.0:规则、管制和科技》中指出:传统法律治理是法律的1.0版本,在新兴科技的两次影响下,分别产生了法律2.03.0版本,科技时代的法律治理与传统治理大为不同。

具体来看,科技对传统法律治理的影响体现在内部治理思维和外部治理方式上。前者是治理者看待法律的态度和运用法律的方法;后者为法律体系的结构形式及其运作过程。

法律治理思维的转变

为了有效应对科技带来的新型治理问题,法律治理思维逐渐由融贯主义转向治理工具主义。

传统法治极其看重“合法性”目标,事后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必须严格按照事先制定的法律加以调整。法律治理的重点是对既定法律的适用。在大多数“简易案件”中,法律适用过程清晰直白;而对一些“复杂案件”或“疑难案件”而言,法律适用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困难障碍,此类案件反映出传统法律治理的难题。

无论“简易案件”还是“复杂案件”或“疑难案件”,治理思维均表现为对法律融贯性的强调,即什么是由法律教义所确认的规范以及如何将法律体系中抽象的原则、规则和标准应用于当下具体案件。

然而,伴随着上述科技的出现,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较之先前时代大大增加。运用新兴科技固然为人们提供了便利,但也使生态环境、人类健康以及经济安全面临巨大风险。一旦操作失当,科技带给我们的灾难将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为了避免这一情形,国家和社会的重点治理目标逐渐由原先强调合法性转向对科学技术的管制。具体表现为:事先对一项科技应用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平衡,并坚决抵制可能造成不可逆转和毁灭性灾难的科技,哪怕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由于“向后看”的融贯主义思维不能有效实现科技时代的治理目标,它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向前看”的治理工具主义所替代。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替代并非彻底性的,融贯主义思维在科技时代仍然有其存在空间。

法律治理方式的调整

科技不仅引发法律治理思维变化,还使治理方式由传统的规则之治转向技术之治。

在传统法律治理中,奉行融贯主义的主体往往是法院,而治理工具主义常常是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思维方式。因而,治理思维的转变首先促使治理中心发生转移,法律帝国的首都将不再是法院。立法和行政机构在法律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治理方式变化的第一个信号。

进而,在对科技进行管制的过程中,治理主体逐渐意识到,威力巨大的科技不仅需要管制,而且可以且应当被用来管制。事实证明,科技管制手段往往比制定和实施法律规则更加有效。

例如,人们在驾驶时拨打和接听手机容易造成事故,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一旦设计出一款能够在行驶中使驾驶人员和手机保持绝对隔离的智能汽车,这一危险行为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很明显,此种控制效果,在传统法律治理下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规则很难获及。同样,为了保护音影作品中的知识产权绝对不受侵犯,可以利用数据加密技术在数码产品中嵌入一套只能在限定区域播放的代码程序。

再如,对一些敏感禁入区域的保护,通过科技手段构筑起一道针对被禁对象的物理屏障,能从根本上杜绝擅自闯入行为。

就目前科技水平而言,这些管制手段已不再是幻想。科技管制的治理方式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已经开始实施。因而,与传统法律治理方式不同,在科技时代,实现对人们行为约束的治理目标不再单由规范性的法律规则完成,非规范性的技术因素也被添加进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治理主体也并非像以往那样由国家权力部门垄断,私人部门也可以在虚拟和现实中的特定场域实施技术控制。

法治并非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嵌套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内,社会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就目前来看,最为根本和深远的影响因素当属科技。

从管制科技到科技管制,科技发展在促成治理思维发生转变的基础上,催生出一种规范与非规范相融合的新型体系,以及规则之治与技术之治并存的治理格局。法律改变生活,科技改变世界,二者融合将为人类营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生活的开端,但无法回避的是,同任何时代的任何治理模式一样,融合治理也存在很多棘手的难题。

例如:何种科技风险和科技利益的平衡是恰当的?如何制约工具主义思维下的治理恣意?严格约束人们行为的技术管制是否一定是最好的调整方式?私人部门实施科技管制的边界如何界定?

所有这些,都将留待国家和社会在科技时代的治理中作出回答。

(作者系浙江警察学院法律系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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