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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中华法理的经典诠释

2021-01-28 07:48: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在传统“人伦之网”渐被撕裂的现代社会,法律与伦理道德之间,讲求实效的“实定法”与追求至善的“道德法”之间,该以何种分寸适度融会和区隔,需要在新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反思

■《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

作者:黄源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尹超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借鉴和吸纳世界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须融汇和汲取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智慧。尤其在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凝练传统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和逻辑,提取中华法制的内在机理,用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要。

鉴于此,黄源盛先生著述的《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一书,堪称是对古典中华法理的经典诠释,也是对“传统源自经典,经典彰显法理”的精妙表达。

汉唐法制的传统解读

汉唐是中国法制史上两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它们对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总体来看,学界研究儒家传统思想的著述甚多,对汉唐法制的研究成果亦不少见,但将儒家传统与汉唐法制贯通融汇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该书纵横汉唐两代的法规范、法制度、法思想乃至法意识,以儒家传统贯穿其间,并适时以当代法学作诠释,无疑是有关汉唐法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十章。上篇“经义折狱与儒家法学”共四章,主要探讨汉代的春秋折狱。其中,既有对董仲舒春秋折狱六个案例和汉代其他十二个实例的深入评析,也有对“原心定罪”刑法理论的精彩解说。

下篇“《唐律》法意与儒家伦理”共六章,主要讨论《唐律》中的礼刑思想、“不应得为”罪、责任能力的规范与理论、“轻重相举”的法理、“错误”规范及其法理、《龙筋凤髓判》,等等。

著者意在阐明:“汉代以礼入律及引经决狱,引导了传统法制‘儒法合流’‘礼刑合一’的先河;到了李氏长安政权,礼律详备,《唐律》是‘礼本刑用’最典型的代表作……传统中国法律从未与伦理道德分家,一千多年来的旧律始终浸润于儒家传统之中。”诚如著者所言,如果说西方法律思想以“自然法”与“实证法”互为消长,传统中国法制则有儒法两家的政法理论相互为用。

中华法理的现代阐释

自汉独尊儒家以来,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根植于儒家人伦日用之常。不管是汉代的“引经折狱”,还是唐代的“一准乎礼”,中华法之正当性的最高依据皆是儒家经义。

儒家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和司法裁判的终极标准。《唐律疏议·名例》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反映的即是古典中国法律之法意,也是中华法理异于其他法律文明形态的基本特质。

在上篇,著者着重对汉代春秋折狱和“原心论罪”的法理予以阐发。中国法制史上引经决狱的源起,一是为补充法律条文的不足,二是为解决法条与情理的龃龉。

应该说,引经决狱和“原心定罪”是中国法制史上纳礼入律、礼刑合一的先声,二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引经决狱是事情的表象,‘原心定罪’是问题的核心”。对此,著者以现代视角,从汉代具体案例出发,论证中国古代引经折狱和“原心论罪”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他分析认为,传统中国法理思想具有与西方自然法相类似的理念,在法律有阙漏之时,当实在法与自然法正义有冲突之际,引用儒家伦理道德的典籍经义,“较之依抽象的逻辑推理,以求其法理的适用,要来得切实而平允”。

当然,引经折狱和“原心定罪”也具有毋庸置疑的局限性,其最大流弊就在于法的普遍性与确定性的或缺。毕竟,“经义的适用,必须就个别具体情形去衡量,而不易以逻辑推演”。

沈家本曾有言,“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因此,引经折狱和“原心定罪”对裁判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下篇中,著者重点探讨《唐律》中的礼刑思想。在传统中国,天理、人情、国法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三大要素。而人情来自王道,国法源于天理,天理、人情又与礼有着深刻的关联。

基于此,著者分析具体罪责、条文、规范背后的法理,阐明《唐律》中的刑法制度通过融合刑罚制裁与伦理道德,实现了礼教的法律化。其所谓的“礼本刑用”观,说的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与伦理道德,渗透到律条之中,使“别贵贱,序尊卑”的礼的精神,贯穿于《唐律》的整个法律体系。其中,礼是刑的精神真谛,刑以礼为指导原则,刑又以强制手段维护礼的尊严。

用现代视角审视《唐律》之“礼本刑用”观,我们明显能察觉到,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礼”与“法”所处的不同效力位阶,“礼”常居于上位规范,领导和评价作为下位规范的“法”。从《唐律》的具体制度,我们还能发现“礼本刑用”所演绎出的“义务本位”“家族主义”“男权中心”“道义责任”等精神特质。

但最能引发我们思考的,应该是著者所提出的“法学命题上典型的千古难题”——究竟该如何对待法律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分合界限?尤其在传统“人伦之网”渐被撕裂的现代社会,法律与伦理道德之间,讲求实效的“实定法”与追求至善的“道德法”之间,该以何种分寸适度融会和区隔,需要在新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反思。

法史研究的经典方法

法律史学科是一门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属性决定了它的边界和特色。从法学的角度看,任何历史时期的法律都具有法的一般属性;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法律史属于史学中的专门史。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法律并没有作为独立的规范体系而存在,而是与伦理、道德、政治等因素紧密相关,本身在学理上就缺乏对于法律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思。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反思,讨论中国法律史应该走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尝言:某些科学如果必须忙于从事探讨自己的方法论,就是带病的科学。不唯此,在《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一书中,著者用事实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指明了一种方向。

确实,中国法律史是以史为基础,以法律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既法又史”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既有法律制度,也有法律思想;既有规范,亦有法意。这就要求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拘泥于某个方面,而是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毕竟法律史作为一种事实,任何单一向度的审视,都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

在该书中,著者正是跨越学科,整合文、史、法、哲等领域的知识与理论,借助真实案例,彰显历史事实,并以独特视角阐释有见地的立场和观点。其中不乏历史脉络中的纵论,也有特定时空横向的经验事实。“以史证法、以法解史,法史互见、科际融合”,被认为是其方法论的最大特色。以此,著者奉献了一部“通古今、别中西、察当今法律变与不变之理”的学术巨著,引领读者省察中华法理古今相通的智慧。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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