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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尼与德国民法典

2021-01-28 07:3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在萨维尼那里,法学家被推上了法律帝国的王座,成为俯视群臣的王侯,由此成就了后世德国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学家高高居上的现实格局

刘猛

1814年,海德堡大学民法学教授蒂博特(1772-1840)发表了题为《论统一民法对于德意志的必要性》的论文,认为彼时彼刻,在既有可适用的法律中,德意志法律整体上一团混乱,规定互相矛盾,彼此否定;教会法的民事制度模糊不清,遗漏多有;罗马法晦暗不明,令人难以掌握,而且不符合德意志的具体实际,不符合德意志的精神。

在蒂博特眼中,德意志应该抓住机遇,制定一部简单明了、符合民族情感、适用于全德意志的民法典。

然而,在呼吁统一民法的同时,蒂博特却拒绝政治统一。他认为德意志应该作为一系列松散小邦国的联合体存在着,在统一的大国中,个体和多元会受压制,而在小邦国里,个性和多元化可自由无限发展,臣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一旦德意志实现统一,则一切会变得平淡无奇。

在这篇论文中,蒂博特还点名柏林大学教授萨维尼,认为即使萨维尼在罗马,他也会抛弃大部分内容捉摸不定的罗马法手稿。

萨维尼(1779-1861)闻声应战,以《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小册子予以回应,对蒂博特的建议大不以为然,反对此时制定民法典。虽然同为民法学家,但是相较于蒂博特的小册子,萨维尼的小册子是理论性的而非政策性的,其更多的是法理学。

萨氏从源头说起,娓娓道来。他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共同信念中,其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因此,法律并非某种人为制定的规则,并非立法者专断意志的产物,而是蕴含在历史之中,自然而然有机生长的规范,其最初只能蕴含于一个民族的习惯法之中。

鉴于罗马法在此前几百年的时光中已经成为西欧的“普通法”(共同法),广泛适用于司法实践,作用于民众生活,而日耳曼法杂乱无章,几无学术研究价值,德意志只能选择罗马法作为未来法典的法源。所以,要为未来的法典打好根基,首先要将罗马法研究透彻。

然而,从习惯法到法典并非一蹴而就,法典不能是习惯法的简单汇编,二者之间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便是法学家。从习惯法到法典要经过学者法的中间阶段,繁芜丛杂的习惯法要经过学者的整理编辑,提炼建构,方能体系完善,整体圆融。

此一阶段至为重要,萨维尼冷眼旁观,既是当事人,也是评判者。他认为彼时德意志民法学者的研究尚不完善,没有能力肩负起制定一部优秀法典的责任,贸然行事,率尔操觚,遗患无穷。当此之时,法学家应该潜心治学,涵养学问,方能在将来实现法律统一,进而实现国族统一。

与其他法律传统不同,萨维尼实际上认为法学家是立法的垄断者。他将“立法”的使命赋予了法学家,将“立法者”的角色赋予了法学家,同时也是赋予了自己。在萨维尼那里,法学家被推上了法律帝国的王座,成为俯视群臣的王侯,由此成就了后世德国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学家高高居上的现实格局。

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所讲法典制定的准备过程,恰恰是其一生研究的写照。要把罗马法研究透彻,须首先爬梳清楚卷帙浩繁又有所散佚的罗马法经卷,寻出个脉络来,之后再加以提炼,建构出适用于德意志的现代民法学体系。届时,水到渠成,民法典顺势而出。

因此,萨维尼首先研究罗马法,撰写了六卷本《中世纪罗马法史》,于1815年至1831年陆续分卷出版,这一过程极为漫长,可见工作难度之大,亦可见萨氏对于历史的敬畏与谨慎。

其次,在历史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萨维尼擘画现代民法体系,于1840年至1849年陆续出版八卷本《当代罗马法体系》,对罗马法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的罗马法以现代性,建构起现代民法学的理论大厦。

然而,不无遗憾,萨氏只完成了民法学的总论部分。他预想的物权法、债法、亲属法、继承法部分,因公务繁杂和年老体衰,竟成未竟之业。

回到1814年,其时,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尚在运思撰写之中,历史研究尚未完成,体系建构更未提上议事日程,“两步走”的学术生涯方才迈出半步,哪里具备制定一部优秀民法典的可能!作为执民法学牛耳者,环诸学界,民法典制定,舍他其谁?

因此,谓民法典制定不当其时,正是萨维尼以自身标准作为判断标杆的结论。萨氏少年成名,饮誉学界,他是应该具有这般自负的。

在萨维尼的阻拦下,制定德意志民法典的计划即使没有付诸东流,也是延宕甚久。然而,也不能怪萨维尼,毕竟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需要各个关节畅通无碍。当时无法制定民法典,有其政治、社会、法律等各方面的诸多缘由,区区一个萨维尼,即便手眼通天,也不具备阻挡一个国家制定民法典的能力。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德意志统一,制定民法典被提上日程。1874年成立起草委员会,兜兜转转,跌宕二十余年,1895年终至完成。1896年,民法典被帝国国会通过,定于1900年实施。

此刻,萨维尼已仙逝四十年,但是他的理论经由潘德克顿法学学者的媒介,内化进德国民法典里,使其成为一部学者之法。而德国民法典的百年宛转,也正好印证了萨氏所说的,影响法典的不仅仅有技术因素,还有政治因素。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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