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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凝视”之下的社会

2021-01-21 09:28: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在数据主义时代,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数据权利既要面对来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公权力,又要抵制大型跨国公司的数据垄断;从国家层面来看,数据殖民主义和数据保护主义形成的数据秩序,导致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丁玮

“数据”或更确切地说是“大数据”已经定义了当今的社会。正如大卫·比尔在《数据凝视:资本主义、权力与感知力》中所描述的,我们永远处于“数据凝视”之下。

换句话说,数据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被数据领着走,受数据驱动,且依赖于数据。

数据解释者的权力

无论批评、担心亦或歌颂,我们正处在数据驱动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以数据中心主义或数据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数据不仅改善了个人生活方式、国民经济、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而且增强了人本身的能力。

上面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大卫·比尔甚至用“信念”一词来形容对这一新兴技术的态度,即所有答案、解决方案乃至生命的最终含义都在于数据。而且,这种信念似乎也是自我强化的:积累的数据越多,寻找新的工作和解决新问题的压力就越大。

在新的数据秩序中,由数据驱动的公司实现了强大的人机结合,可进行快速的实时决策。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通过访问数据就能够获得并运用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超大体量和超多样性的全景式大数据分析能够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准确方案和见解,并具有预测未发生事件的潜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在此,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是数据解释者。

数据分析师和数据工程师通过理清混乱的数据,解决问题,形成新的知识,分析社会状况,“将虚拟的数据转化为有形的东西”。因此,正是这些人具有真正的代理权,可以对数据进行分类和解释,而自动化也正渗透到他们的领域。

由于数据凝视不仅是监视,还包括自我监视,因此即使是这些活跃的代理人也无法在不断的“追求完美见解和越来越细化的数据社会”中逃脱被审查的命运。因为数据凝视分析一切可分析的事物,包括他们自身。

几个世纪以来,价格和金钱一直是市场运转的润滑剂,有助于克服人为的缺陷,为我们在复杂的市场中导航。但是,大数据以及通过分析和机器学习的智能应用打破了明智消费者选择的模式。

当任何具有互联网访问权限的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工具,将需求和期望与合适的产品相匹配时,价格就不再那么重要,不再是市场的主要决定因素。数据是新的市场“最有价值球员”。实际上,它远不只是“新的石油”。数据不是等待改进和使用的资源,而是将要改变我们经济和社会的未知要素。

数据殖民主义与数据保护主义

数据与石油不同,它不是在自然界发现的物质,对其的使用必须适当。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通过我们称为数据关系的过程得以展开,该过程可确保将“自然”的日常生活转换为数据流,再通过不断跟踪的新社会秩序,为社会歧视和行为影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助于理解这一过程。数据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数据殖民主义形式,就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占领领土和资源并统治人类以牟取暴利一样,数据殖民主义通过数据规范对人类的剥削,为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铺平了道路。

数据即是权力,存储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赋予一国在政治和技术上相较于他国的优势,反过来可能会导致他国数据主权的丧失。长期以来,对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感到沮丧的欧洲工业化国家,转向保护主义的新形式——制定和实施数据保护法。尽管并非其初衷,许多欧洲国家(地区)正在以各种数据保护法来避免“国家主权”免受威胁。

第一个以隐私权名义限制信息流通的是瑞典。由于瑞典公民的资料被瑞典国家以外的2000多个数据系统存储和处理,瑞典于1973年颁布了数据法案。根据该法,任何输出或传输到瑞典以外的数据文件和个人数据必须经过数据检查委员会批准。

此后,德国、法国以及加拿大等国相继颁布了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此为出发点,经过40多年的发展,欧洲数据保护主义的路线图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不甚关心作为商品或具有财富价值的数据,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文化泛滥、外国媒体报道失衡以及发达国家不愿分享信息产品和技术的数据殖民主义忧虑。这些发展中国家除了施行数据保护的政策法律以外,将高科技产业国有化也是其数据保护主义的一种方式。

建立新的数据秩序

数据主义时代是以数据为驱动力的数据中心主义时代,也是数据殖民主义和数据保护主义共生的时代。以跨境数据为代表的数据安全与保护政策已在多国实践,国际趋势是寻求通过立法手段强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争夺数据话语权,积极推行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国际社会数据规则体系,扩张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提升执法行为的域外效力。

同时,数据安全立法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扩张与抵制的法律冲突。美国的跨境数据政策从自由放任到出台CLOUD法案(即《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数据跨境流动秩序的演进,反映了数据殖民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我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跨境数据的相关立法是对上述国际数据立法趋势的回应。在数据主义时代,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数据权利既要面对来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公权力,又要抵制大型跨国公司的数据垄断;从国家层面来看,数据殖民主义和数据保护主义形成的数据秩序,导致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从整体来看,国际社会对数据主权原则的普遍共识尚未达成。如何在逆全球化时期,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在尊重数据主权的前提下,建立国际数据流动、公开与共享的机制和标准,让数据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信息科技成果,是未来亟需面对和解决的共同课题。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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