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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算法中的“身不由己”

2020-12-10 08:01: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虽然数据被强调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可以被杠杆化、商品化和货币化,从而创造新的收入,但数据的价值和合法的经济权利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董青梅

前不久,《人物》杂志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将外卖骑手群体“身不由己”的困境归于算法和程序员。这篇文章陆续引发追问:系统又受困于谁?有人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架构,还有人认为,是被算法和技术武装的资本和强权。伴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平台对数据、数字劳动力可能的影响以及相关法律关系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数字平台企业的生产环境、组织结构、业务方式、业务法律关系(分包、外包等方式)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生存、互动以及它们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对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非常有吸引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数字经济有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潜力,同时实现组织运作的协调、高效运转。尤其是在2020年,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需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等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实体经济,打破信息障碍实现跨区域销售的突围之路。

“数字工人”面临的挑战

数字平台给国家的经济、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好处,但数字经济不能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适当的监管制度。

数字经济有助于提供灵活、充分的就业机会,出租车、快递员等通过平台找到工作机会是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此外,还包括AI和机器学习的任务(数据收集、分类、内容审核、验证等),产品和服务的推广任务(内容获取、市场调研与评论、调查与实验等)等不为公众所熟悉的数字劳动。

灵活用工不仅让企业得以降低成本,因为平台而产生的数据档案也是一笔财产和一种控制权力。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将该项工作外包,或者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和未来自动化的算法训练。

鉴于数字经济的优势,许多国家致力于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以减小数字鸿沟促进发展,提高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因为科技是国家战略竞争的争夺点,美国作为数字化发展大国,数字经济规模遥遥领先(也是一些国家数字企业的持股者),紧随其后的国家英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推行监管沙盒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在制度规则层面营造宽松的竞争空间优势。

这也意味着,数字监管政策尚未充分开发。数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我监管,通常是通过单方面制定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平台及其用户(包括客户和员工)的责任。

由于算法管理、支配着平台上的不同操作,缺乏透明性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使得平台所有者对员工具有绝对的控制权。除了算法缺乏透明度,还包括任务分区、平台运营商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对外包第三方平台的帮助和支持功能、限制获取信息的界面设计以及一些应用条款等。平台公司可以根据员工的行为改变算法,平台公司通过算法对员工施加更大的控制。

对于“数字工人”而言,关于发布任务、评估结果和奖励员工的算法是一个人无法访问的“黑盒”。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基础上接受某些任务的、谁是他们的客户、评级如何影响任务的分配等。工人的数据是由公司收集的,这些数据对工人来说是不可见的或不可访问的,这使得数字平台对工人有更大的权力。

合法的经济权利等问题需要更多关注

数字经济产生了新型经济关系。数字经济是由数据驱动的,而数据的收集、所有权及其管理对资本——劳动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拥有和控制数据或能够智能地使用数据的人,将获得巨大的控制优势。

数字经济的所有领域都以数据化增加为特征,经济活动过程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协作与反馈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单向线性供应链。数字数据提供了不同参与者和经济活动的颗粒状和实时的、至关重要的和独占的信息,有利于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使用和传输。数据的主要价值或经济效益是通过将数据转换为“数字智能”来获得,可用于市场或经济交易。

这种对整个经济部门及其参与者的系统智能,嵌入到数字平台中,也可以决定和重组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组织的中心机制。例如,在电子商务平台中,消费者的偏好、消费模式、品味等数字数据被转化为“智能”,用于对产品的上市、设计、价格、库存、物流等进行无缝的“经济决策”。

同样,在数字劳动平台上,从用户、潜在用户和生态系统参与者那里收集大量数据,然后用于识别模式、商业市场机会和知识缺口,以开发和实施算法,这些算法可用于平台的治理和管理目的。谁拥有这样的数据或信息,谁就会行使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环境下,这种权力可以被用来进行利润积累,也可以造成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失衡。

平台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数字数据的持续挖掘者,将其转化为数字智能,并利用这种智能来协调经济活动和参与者,使其达到比其他方式更高的效率水平。由于网络效应、数据锁定效应和数据聚合效应(数据越多其价值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平台有成为垄断数据的趋势。

而产生数据的员工的权利,无论是工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如果没有他们,数据可能就不存在。虽然数据被强调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可以被杠杆化、商品化和货币化,从而创造新的收入,但数据的价值和合法的经济权利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数字平台与“数字工人”是何关系

国内已有的判决中,体现了司法的平衡技艺。

201912月,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就已经对一起外卖员撞伤路人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进行了裁判。外卖骑手小王在送餐过程中,撞上了横穿马路的行人老杨,交警认定小王由于驾驶电动车车速过快,未尽到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确保安全的义务,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老杨由于违反规定横穿道路,负次要责任。双方未达成事故赔偿协议,行人老杨将外卖平台、外卖小哥共同告上了法庭。

判决认为,平台与外卖小哥构成雇佣关系,理由是:小王经注册成为该平台外卖员,与平台之间形成电子合同,双方形成雇佣的权利义务关系:小王以平台的名义对客户提供服务,同时遵守平台相关制度,小王完成计件送达任务、平台直接支付相应的报酬。注册当天,外卖平台还为小王投保了个人责任保险商业险,第三者人身伤亡保险限额为10万元。所以法院裁定,平台与外卖小哥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由于外卖小哥和平台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双方可以随时解除这种临时性关系,双方之间不是按月支付工资的普通劳动关系。

在现有的法律对数字时代的新问题应对不足的情况下,这一较为温和的裁判技术扩展传统职业的边界,既保护了数字平台员工的一定权利,平台运营者也承担了自己的社会、法律责任。对数字企业来说,雇佣责任适应了数字经济的灵活性,但又不能忽视自己的责任;而对外卖员工来说,与平台企业之间既不是零工关系也不是劳动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雇佣合作工作关系,兼顾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对数字员工的保护。

可以说,非属劳动关系,为数字经济解除了较为严格的发展限制;非属零工,为平台企业施加了一定程度的责任。一方的权利可能与另一方的发展有冲突,双方都需要在枷锁与自由之间寻求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点。

上述判决为数字平台的规则、立法提供了经验。然而,在这个充满变革的科技时代,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利益,仍然值得人们持续不断地思考。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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