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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法律人纪实写作大赛参赛作品选登(十四)讷河往事(中)

2020-12-10 07:5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我们何不去一趟当年的案发地?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在2019年的秋天萌发了。尽管那时我们谁也无法预测,在那片遥远的黑土地上,还存留了什么?去到那里的我们,又能遇见些什么 

黄蓉

前情提要

1991年年底,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破获一个重特大杀人抢劫团伙,该团伙在齐齐哈尔市讷河当地杀害41人。当时,杭州警察黄国华的善举感化了团伙中的女犯徐骊,令其主动交代了团伙中贾汶戈、李川等人的作案情况,惊天案情得以浮出水面。

黄国华因此荣立一等功。然而,从那之后,他在警界再无建树,甚至提早退休,离开了警察队伍。

而我,因为创立真水无香公益基金会,结识了退休警察黄国华,也深深地走进了他的故事里……

“她也是一个受害者,罪不至死”

案件基本清晰后,徐骊就几乎没有被提审了,只等黑龙江那边来人。但黄国华依然每天都去看看她,因而知道了更多与她相关的细节。

“自从交代出了这个案件,看守所的同事们说,徐骊经常轻松地唱着歌,一点也看不出像个死囚犯的样子。我问过她,问她为什么在我这里交代,在苏州不交代?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觉得黄警察你对我很好,所以我就讲。’

其实,给她买卫生巾这些都是正常的,换做别的疑犯提要求,我也会这样做的。他们虽然犯了罪,但基本的人权还是会被保障的。

提审中,徐骊讲过,她和丈夫两人感情不好。她和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当时也没考虑好到哪里去。

就在齐齐哈尔市火车站四处徘徊时,被本来就在寻找猎物的贾汶戈碰到了。贾汶戈谎称讷河工厂需要招工,神思恍惚的徐骊,跟着来到了讷河。

贾汶戈没想到,被丢到地窖里的徐骊并没有死。在地窖里昏迷了好几天后,她苏醒过来,并且自己爬出了地窖。

贾汶戈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换作其他女人,就算是没有被勒死,在地窖里吓都吓死了——下面全都是尸体。

当时,贾汶戈正想要找个女的同伙,能够用色情去勾引受害者。在他看来,徐骊就是最好的人选。

于是,贾汶戈又把她捆起来,并往她嘴里塞上布条。之后,他专程赶到齐齐哈尔试图摸清她的家庭情况。

从齐齐哈尔回来后,贾汶戈就对徐骊说: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合作,二是不合作,而他也不会马上弄死徐骊,只会先杀了徐骊的儿子。

一开始,徐骊也曾逃跑过几次。但每次都被贾汶戈等发现抓了回来。回来后,她不是被毒打,就是被关进堆满死人的地窖。

就这样,徐骊彻底绝望了,只请求贾汶戈能够遵守承诺,不伤害她的家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成了贾汶戈的帮手,把一个个单身男人引入这个魔窟,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也许她真的是受了太多的苦难,仅是一个在我认为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就让她感动如此。更多地了解了她在这个团伙的情况以后,我觉得她是受害人,她也还是一个可怜的母亲。

我经常会想到买些包子给她吃。我想北方人吃不惯我们这里的米饭。后来我才知道,北方人喜欢吃的是馒头,不含馅的。

我问了很多人:像徐骊这样的情况该不该判死刑?我觉得她不应该死,到处找法律界人士分析徐骊的情况。

我天天‘盯’着我们局长。我说,她如果不交代,这个案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发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杀。

最后,我们分局确实是出了一个红头文件,但并不是因为我的请求,而是主要考虑到,这是关于对徐骊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个证明。给出这个文件证明,也反映了我们杭州公安一种负责的态度。

119日左右,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派来的一个押解组到达杭州。

讷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来了后,每次吃饭都哭。他说,出了那么大的案子,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当时,他还发着烧,在我们这儿打点滴。

黄国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徐骊,又是在杭州火车站。黑龙江警方一行押解3人回讷河,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派了十多位民警负责杭州至南京段的车上押送。

当时,公安部为了加强重大案犯的押解安全,专门挂了一节车厢押送犯人。

那个早晨,黄国华一直跟着大部队到了车站。临别时,黄国华把一件棉大衣送给徐骊,让她能抵挡沿途的寒冷。

“我这一等功,是她拿人头换来的”

当年,由于案件处于严格保密期,得不到案件具体信息的黄国华一直牵挂着徐骊临刑前的心愿有否实现。

19921月,徐骊在当地被处决。

同时,公安部的立功嘉奖令也下来了。省公安厅召开表彰大会,黄国华立了个人一等功。

“当时,我不太想上台领这个奖。我们所教导员说,你有什么想法都没关系,但这个奖你还得去领。

我上去领了这个奖。

那是个星期五晚上,我一个人在马路边狂走,汽车频频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走进一家小理发店,剃了个光头。

在别人眼里,个人一等功是无上的光荣,而在我看来,这是徐骊用人头报答的一个交换。真正的罪犯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觉得徐骊真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她也是被胁迫的。

既然人家命没有了,我就把我自己的头发剃光,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一点。从那以后的每个星期五,我都雷打不动地要去剃头。从那天起,这个光头形象整整陪伴了我28年。

有一年,听我们分局政委说,他去临近讷河的地方出差,当地同行告诉他,当年枪毙的时候,贾汶戈挨了42枪,因为死了42个人,要为这些受害者报仇。而徐骊,只挨了一颗子弹。

听到这些话,是这些年以来,我心里最感安慰的一次,好似间接地印证了我当年的判断是对的。

那个案子之后,黄国华因办案出色被调去了上城区公安分局治安科,后又调去报警指挥中心,但他的精神和工作表现越来越不在状态。

2012年,黄国华46岁,向分局打了提前退休的申请报告。被批准后,他离开了杭州。

黄国华的警察人生结束了。他以为退休了,离开了公安局,心结就没了。

然而此后的几十年,那个女犯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像烙印一样刻在了黄国华的脑海里,怎么也忘不掉。

他依然固执地认为徐骊不该被枪毙,依然觉得他的一等功是她用性命换来的。整整29年,他依然保留着每周五剃发的习惯。

一开始,他去理发店,让人一丝不苟地剃。如今,他自己用电推也能剃成一个标准的光头。

第一次来过真水无香公益基金会后,他就把我们这儿当作他在杭州的家了。平时只要回杭,总会过来坐一坐、聊一聊。

有一次,他提前了一个月和我约好时间。至于为什么约了这天,他什么也没说。

等他来了,我才知道:这天,是他的生日。

我想,这些年,许是他太孤独了。他的生活里不乏一起吃饭的热闹场合,只是缺少可以深聊心中郁结的朋友。

“儿子,只要你问心无愧”

每一次见到黄国华,他谈及最多的,就是他的母亲。

黄国华年轻时相貌英俊,大家都说他像母亲,但不仅是长得像,性格更像。“我母亲总是先考虑别人。”

从公安局申请早退前,唯一让黄国华举棋不定的,是母亲对这个决定的态度。

黄国华是家里的小儿子,也是3兄妹中,母亲最疼爱的孩子。黄国华问母亲:“您怎么想?”

母亲只说:“儿子,你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去做吧。”

退休后,黄国华的生活有些拮据。当警察时,黄国华没攒下什么钱,单位分的房子,房贷还没还清,儿子也还在读中学。于是,他去老战友那儿打些临工,东奔西走。

那是2007年,黄国华46岁。为离开杭州准备的行李箱里,除了母亲的相片,还装着他摘掉徽章的警帽和警服。

母亲问他:“你不回来了吗?”

黄国华说:“回来的,但这身衣服穿惯了,想随身带着。”

黄国华的母亲看儿子经常不在杭州,觉着心疼,总是想方设法地凑钱帮他。

黄国华回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我母亲为了能省几块钱,每天骑自行车从观音塘到彭埠,来回16公里,只为买最便宜的菜,从生活开支里省下一些贴补我。而那时,她老人家已经73岁。一直到她生病前,都是这样的,来来回回总共五六年的时间。”

黄国华的叹息,让人心头一酸。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案件,他的性格不会变得如此消沉,生活和家庭不会变得这般支离破碎,他也不会因为辞了工作远走他乡打工而对自己的老母亲照顾不周。

说起母亲一生中最后的时光,黄国华的眼里,始终有泪。

“母亲是傍晚送进医院的,突发脑溢血。

我接到妹妹电话,从黄山一路飞奔回杭城。赶到重症监护室时,我说,妈,我回来了。她的眼皮动了一下,但是没能睁开眼睛再看我一眼,我忍不住流泪。

我问值班医生,如果开刀能救我母亲么?

医生说,已经脑死亡了,做手术,最多只有5%的希望。我和哥哥妹妹商量,决定放弃治疗。

我想起上一次母亲住院时,我陪着她。晚上,看到同病房邻床阿姨抢救的情景,母亲不禁触景生情。她悄悄对我说,如果她以后到了这一天,她不希望搞得这么复杂,希望干干净净地走。

我母亲插的管子,是我到家里给她拔的。

为母亲守灵的那3天里,我没怎么掉眼泪。看母亲的样子,就像睡着了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对着母亲说话。我说,老妈,你不要和我开玩笑,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走。

母亲出殡那天,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棺材被抬出灵堂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永远站在我身边的母亲,永远无条件支持我的母亲,一夕之间就天人永隔。

我扒在棺材上不愿放手,我心里明白,只要一放手,就永远也见不到最爱我的母亲了……”

这些年来,每到母亲的忌日,黄国华总会在母亲的遗像前摆上蚕豆、鲫鱼、豆腐干、红烧肉,这些是她生前最喜欢吃的。每逢初一、十五,他会在母亲遗像前点一柱香,念叨一下自己的近况。

有时,黄国华想到母亲,也会想起徐骊,想到她回忆自己儿子时的那种脉脉深情。她或许是一个罪犯,但为了儿子,不管承受多大的痛苦也在所不惜。至少,在他儿子心里,她应该是一个好母亲。

“我母亲知道,我是因为破了案子却解不开自己的心结,才去剃了个光头。

记得当时看到我光头的样子,她确实一惊,但她还是说:‘儿子,只要你问心无愧就好。’”

为家里挑了担子的人,最想当警察

黄国华说,母亲偏宠他,是觉得他为家里挑了担子。

19774月,按当时政策的要求,每个家庭要有一个孩子下乡。“哥哥身体不好,我就自告奋勇地代哥哥去。当时,还悄悄地把年龄改大了一岁。”

黄国华的下乡地点在浙江建德下涯镇,新安江边。

16岁的黄国华,18的大个子,身体强壮,挑担子一点也不输给当地农民。别人挑一百斤,他挑一百五十斤,直到把腰都扭伤了。

秋收最辛苦时,黄国华和同宿舍知青们半夜下田,一晚上就完成了收割。第二天,看村民们欣喜又惊讶的表情,他们躲在一边,悄悄地乐。

一直到现在,他和下涯镇的老乡都还常常联系。村子里有什么喜事,大家总想叫上他。只要有时间,他也一定赶去,和老乡们大碗喝酒、闲话家常。

1978年,征兵。黄国华家里,本是妹妹去参军。但家里只有妹妹一个女孩儿,父母亲和兄长都舍不得,黄国华又从插队的大洲公社直接出发,主动代替妹妹加入了部队这个大熔炉。

当兵5年,黄国华所在的特务连,相当于部队的精英连。

他业务技能样样拔尖,一年不到就跳过副班长直接当上了班长。在评比中,他总是遥遥领先,甚至连擦枪,也比军械处的同事干得专业。他还拿到了“神枪手”“特等射手”荣誉称号,同时带出了9名“神枪手”、13名“特等射手”。

那一年,他带领团队去南京军区参加大比武,夺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当班长时,他把数不清的荣誉统统让给了战士们。因为他觉得战士们更需要,有利于他们今后转业分配,而自己回城后不难找工作。

1983年,黄国华退伍回杭。刚好,当时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正在招聘一名军体老师。

只可惜,当年为了代大哥插队,他还没拿到高中文凭就下乡了。招聘方对黄国华的学历有些迟疑。

黄国华不甘心,写信给当时的杭州市市长,信里表达了他想去警校当老师的心愿。他在信里问:到底是文凭重要,还是专业重要?

黄国华回忆:“我不知道市长是否真的收到了我的信,但没多久,我就如愿去警校担任军体教师了,主要教队列、射击、擒拿格斗。”

在警校里,黄教官是出了名的“好好教官”。上军体课练习“倒功”,他从不要求学生们倒地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反倒是要求声音越小越好。他认为,虽然声势浩大更磨砺血性,但“倒功”的动作要领原本就难,还是应该安全第一。

学校里,黄国华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学生们吃腻了大锅饭,想要改善伙食,他就帮着买教工食堂的饭菜票。到了期末,他把办公室腾出来,让给学生用以复习迎考。

黄国华对待学生如此用心,是有“渊源”的。

童年时,黄国华在杭州市天长小学读书。因为擅长跑步,他被选入杭州市少年足球队。

一次足球赛,黄国华父母特意请假半天,到现场观看黄国华踢球。

“我是守门员。大家都想进球,不愿意守门,我就上了。球队里总要有人守门吧。

守门员的作用就是守住球门,有时还要匍匐在地上。那也是唯一一次我父母两人一起来看我比赛,我很想能表现得好一些。但直到下场时,我才知道,我母亲一直在用手指蒙着眼睛看比赛。

她从来没有看过足球赛,想看看足球赛到底是怎么比的,但是她看我突然就要去扑球,就紧张地蒙住眼睛。

后来,不论我是当教官还是当警察,总会不时想起我母亲看我踢球的情景。每个孩子,即使是每个走上社会岗位的人,都是父母最珍视的。

“总是想帮一下值得帮助的人”

1990年,黄国华从杭州市人民警校调至涌金派出所。

刚到派出所工作时,黄国华有些不适应,情绪波动很大。“不干这行,不会这样直观地面对人间疾苦,但当我案子办得多了,很多时候束手无策,帮不到自以为值得帮助的人,这感觉简直糟透了。

我一直以为,人从来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讷河案里的徐骊尤其如此。

那个案子结束后,我梦见过徐骊好多次。在我同事看来,我被这件事情绕了进去,有了心结,出不来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黄国华是个有点不一样的警察。黄国华办过不少刑事案件,但更多的是治安案件。

涌金派出所地处杭州市中心,管辖范围是从湖滨一公园到六公园的区域。那几年,警察黄国华处理得最多的,就是卖淫嫖娼的案子。

在将卖淫女关押进妇女收容教育所之前,黄国华都会出于工作习惯,问对方需要什么生活用品。如果对方要求,他甚至会把他妻子不穿的内衣也送给那些女人。

“送旧衣服不是看不起她们,而是她们真的需要。如果我去买新的,那也承受不了开销。她们也不会嫌弃,毕竟有穿的就很好了。”黄国华这样的做法,在当时肯定是有些风险的。但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合乎人情。

在不忘法律的基础上,也要讲“忠义”二字

黄国华说,办案子有时候就跟行走江湖一样,法律是绝不能忘的,但在不忘法律的基础上,也要讲“忠义”二字。为人也是如此,这是父亲教给他的。

“那时候,我父母亲都在医院食堂工作。周日休息时,有的人家请他们去做婚宴,我总是跟过去打下手。

我小时候没少给父母惹事。和小伙伴打架,我因为个头高,总把别的小孩打得鼻青脸肿,时常有邻居来家里告状。但我父亲从不为此动怒。

从小到大,我爸只打过我一次,但这一次让我终身难忘。

当时,医院病房有个病人很穷,医药费都付不起,吃饭就更没钱了。我觉得他可怜,觉得反正我父母亲都在食堂工作,把食堂的饭菜票拿来给他一点吧,这样他能吃好一点。

后来,医院护士发现了,感到很奇怪——怎么这段时间,原本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伙食好起来了?

查明原因后,我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想躲在母亲身后,可母亲也护不住。

我父亲用补轮胎的锉刀在我脸上锉了一刀,这个疤留到现在。我家的辖区民警‘大老王’看到我父亲,常说:‘老黄,你家小儿子要管管牢。’

后来,我立了一等功。也是‘大老王’跟我爸说:‘你家小儿子不错啊,我干了一辈子警察,连个三等功都没有。’

我爸嘴上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是以我为骄傲的。

2012年,黄国华母亲去世后,他带上父亲,一起在黄山生活。因为他答应母亲,会替她照顾好她这辈子最爱的人——他的老爸。

黄国华说,他总在想,一个人要怎样才算不虚度此生呢?

当年,一起办讷河案的同事梁宝年,曾立了二等功。后来,他当了湖滨所副所长,干起活来也是没日没夜,简直不要命。但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疾病,中年早逝。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一块冷冰冰的奖章和一个活生生的人,显然后者更有意义。

每逢春节,一向很少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动态的黄国华,总会和父亲自拍一张合影,写一句:“祝老爷子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有朋友很久没见黄国华,一看到合影,给黄国华留言:“你怎么还是光头啊?”

“我们何不去一趟当年的案发地”

那年夏末,我在家中和黄国华再一次碰面。

窗外,天色灰暗,屋子里也是灰暗的,对面住家有几点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恰似黄国华正在回忆的那些往事。

我的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于黄国华而言,那么多年的心结放不下,我们何不去一趟当年的案发地?

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就在2019年的秋天萌发了。尽管那时我们谁也无法预测,在那片遥远的黑土地上,还存留了什么?去到那里的我们,又能遇见些什么?

那时,我们心中涌起执念,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2019922日,我和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前支队长、真水无香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余伟民一起,陪着黄国华踏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

28年后,齐齐哈尔火车站,离杭州2600公里外的北方,1991年讷河案要犯从杭州被押解回来的终点。黄国华刚一下火车,便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根烟。

扑面而来的北风,呼啸着四处乱窜。站台上,行李箱轮子的碾动声与此起彼伏的手机提示音交织在一起。关在黄国华心里28年的沉郁,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齐齐哈尔,名字来源自达斡尔语,有“边疆”之意。

可如今,眼前这个宽敞明亮的火车站,已和其他城市的车站相差无几。上世纪90年代,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要乘绿皮火车,慢慢吞吞地走上三四个钟头。如今,坐火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我到今天还记着,因为太可恨了!”

世事变迁,要找到亲历讷河案的警察谈何容易。他们中,有的退休了无从联系,有的已经去世了,就连当年来杭州办案时一直吊盐水的讷河刑侦大队队长,也在半年前因病去世。

几经周折,我们寻访到了讷河案杭州押解组的组长,当年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领导之一。

当时,是他带着押解人员去杭州执行押解任务的。去杭州执行任务的押解人员一共14人,其中讷河当地派了10名民警,齐市抽调了4名。

一听我们从杭州赶来,老局长便知道我们此行是为了讷河案,不多寒暄就直入正题。

他皮肤黝黑,讲起案子声音洪亮,全然不像是一个80岁高龄的老人。

“这趟差事,局里让我去,我其实心里特别别扭。押解路上,来回十多天,心里没有一会儿是舒坦的。”

接到任务后,他立即赶去杭州,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的警察们开展交接工作。

在采取何种押解方式上,存在一些争议。

老局长回忆:“有警察建议飞机押送,我反对。包机的成本太高,还考虑到安全因素,我建议采取火车押运,包一节车厢。

118日,我们准备将3名重犯从杭州押送回齐齐哈尔。杭州看守所没有电梯,下楼时,这3个重犯戴着镣铐,花了好些时间。

贾汶戈经过时,看守所的在押犯人都趴在铁窗看,他吼了一句:‘战友们,我走啦。’

这场景,我到今天还记着,因为太可恨了!

从齐市出发前,这位局领导特意做了一面锦旗,想送给上城区公安分局。另外,他还带了些现金,想请上城区所有办案警察吃顿好饭。他说:“这些都微不足道,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同仁的感激。”

再三讨论后,最后确定的押送方案是:包一节软卧车厢,把车厢中间的小桌子拆了,让3个重犯都坐在地上。除了齐齐哈尔的14名警员,杭州当地的特警人员10人,也一起参与押送。

每名犯人由4位警察看管。贾汶戈、李川两名重犯戴上了脚镣、头盔、手铐,辅以蒙眼、堵耳等措施,以防止他们自残。而对徐骊,押解组决定,不给她戴重刑具。

火车从杭州出发,先到南京。在南京羁押一晚,次日早上8点启程。

为确保押解万无一失,公安部下了命令:这列火车沿途每停一站,当地公安局的一把手都要到火车站检查。

列车到了南京,杭州的10名警察结束了押解任务返回杭州,再由南京警方全权负责从浦口转押至齐齐哈尔的护送。

“出发前,为了防止路上出意外,有人建议给贾汶戈打针杜冷丁麻醉剂,我坚决反对。

一路上,3名重犯的情绪没有很大起伏。姓李的犯人比较沉默,贾汶戈则还想瞒天过海,他自言自语:我在黑龙江可没犯什么事……

而我曾经问过徐骊,‘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助纣为虐?为什么不跑呢?’

她只是喃喃道:‘我不敢啊,他会杀我全家的’。

从杭州回到齐市,我们直接把犯人押至看守所,全局的警察都在等我们。

再一次回到讷河,树上的叶子都已经落光,光秃秃的,就像徐骊的内心。她再也没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但同样永不复得的,是她没有来得及老去就已如死灰一般的人生。

也许,唯一让她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她的儿子从此安全了。

老局长再一次看见徐骊,是在行刑那一天。他在刑场,负责警卫工作。

正是腊月里,气温冷到零下三十多度。

徐骊从车上走下来时,看到了老局长,她缓缓走到他跟前,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您,下辈子再还您吧。”

老局长也只有叹口气,说:“你好好走吧。”

徐骊慢慢走向刑场,不久后,枪声就响了。那天,她刚满27岁。

(未完待续。文中人物徐骊、贾汶戈、李川均为化名)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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