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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们接受‘安乐死’,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2020-11-19 09:00: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原题:“让它们接受‘安乐死’,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流浪动物的民间救助困境

流浪猫狗民间救助者张玲云(化名)养狗的小院。 受访人供图

更让他无奈的是,近年来,一些貌似是对被虐待动物施以救助的行为,其背后也往往是受利益驱使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前不久,发生在山西太原的“开水烫猫事件”令无数网友感到触目惊心。一时间,“如何防止虐待动物”也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而这个话题也是杜帆心中的一个痛点。作为湖北省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他已经目睹了太多虐待动物的残忍行径。更让他无奈的是,近年来,一些貌似是对被虐待动物施以救助的行为,其背后也往往是受利益驱使。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杜帆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近期,湖北武汉一名29岁的女子故意把狗打成残疾,然后,她把这只狗的视频发在网络上募集捐款。“骗子太多。”他说。

此外,杜帆还发现,一些中学生把虐待小猫的过程拍摄成视频,之后把视频卖给心理畸形者。

撑到“极限”的民间救助者

杜帆从事动物保护工作已有15年。据他观察,虽然城市里饲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家养动物有责任心,抛弃家养小动物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养宠物,只是因为“最近流行养这个”,杜帆说,这就导致流浪猫狗越来越多。

而另一方面,对城市流浪猫狗的民间救助多年来未曾断绝。张玲云(化名)就是民间救助者之一。退休那年,她开始救助流浪猫狗,如今,她圈养着近两百只狗和数十只猫,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据张玲云介绍,起初,她所在的社区号召大家成立一个流浪猫狗的收容点。当时,一起做救助的人不少,可慢慢地,绝大多数人都退出了,现在只剩两三个人在坚持。

而随着收留的小动物数量越来越多,收容点的场地愈显局促,家里更是养不下了,街坊四邻的意见越来越大,张玲云不得不几经辗转,在房山租了个独立的院子专门养狗。可即使这样,也无法安置下所有的猫狗,她只好把一些猫狗送人。

“实在送不出去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张玲云说。最终,她把一部分猫狗送到了专门提供宠物寄养服务的小院里。

现在,猫狗的数量和开销都已经达到了张玲云所能承受的极限。她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自己小院里的百来只狗加上在外寄养的猫狗,平均下来一年费用得十几万元。我的退休金全花在这上面也不够。”

如今,再收到猫、狗需要救助的消息,张玲云能做的就是帮忙转发。

“实在是拒绝不了的,那就硬着头皮收,有人把受伤的猫狗直接扔到我门口。”张玲云说。她注意到,在一些拆迁地区,当地居民搬走时会遗弃许多狗。她实在无力救助,就给狗做绝育,让它们在原地流浪。

一些运狗车成了“摇钱树”

在流浪动物的救助中,社会公益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副会长周京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流浪动物救助,“合资租下农村小院雇人照看被救助的猫狗”也是从那时开始。后来,这一救助模式逐渐演变出了一些专门为猫狗救助者提供寄养业务的小院。

周京介绍,在北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长期自愿收留流浪猫狗的人很多,他也接触过不少。“这类人群以退休的大妈大爷居多,有的人救助了流浪猫狗,自己又没地方养,就会把它们寄养到一些小院里。”

一位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志愿者王鑫(化名)认为,如今十分红火的寄养小院,与“高速路拦运狗车”有关。

2011年,全国第一起高速路拦运狗车事件发生后,被救下的狗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摇钱树。有的人拦截运狗车,就是为了以此为话题让公众捐款。等话题热度下去,这些狗就消失了。有的狗被分流去了小院,有的狗重新回到运狗车上,被用以制造新一轮话题。”王鑫说。

“针对流浪猫狗,我们提倡的方法是发动志愿者把问题在社区、在身边解决。”以流浪猫为例,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的公众号介绍,救助流程大体可分为三阶段:投喂、绝育、找领养。

而每一阶段都有难以预估的内外因素,一套完整的救助流程下来,有时需要花费几周甚至一两年。其中不只需要资金投入,还有救助者情感和心力的持续付出。

在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的公众号中,还有针对志愿者的免费线上课程。“我们想从学生开始,把年轻一代志愿者带好。当我们的价值观统一到同一个层面时,再谈操作方法就简单了。”周京说。

仅靠救助“解决不了源头问题”

长期以来,围绕“如何对待流浪猫狗”这一话题,争议不断。前不久,有人在直播平台称“喂流浪猫是伪善”的言论就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

有人“拿着火腿肠去喂流浪猫,喂的自己泪流满面,却不知道流浪猫捕鼠能力极为低效,远远不如它们对城市鸟类的捕杀”;“任何不以收养为目的的长期投喂都是在耍流氓”……对于这些观点,人们意见不一。

周京认为,这确实反映出一些爱猫人与专业救助志愿者的行事差异。在他看来,作为志愿者,应该推进领养并减少流浪动物的数量。

而杜帆并不赞同视频中的观点。他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把人说得像一个没有血肉的机器人。他反问道:“人看见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流浪动物觉得可怜,投喂一些食物,这难道不是发自内心的善?怎么就上升到了破坏环境的层面?”

杜帆观察到,近年来,不管是流浪猫狗救助者还是宠物饲养人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十几年前,给小动物做绝育遭到大部分人反对,但现在,大部分人已经认可小动物绝育的理念和意识。他认为,这种变化,是人们对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后产生的。

杜帆还发现,就动物保护理念而言,年轻人和“老一辈”有所不同:前者比较注重动物保护领域的宣传教育,而后者通常只会涉及救助层面。他觉得,“想去改变流浪猫狗的现状,光去做最末端的事情,解决不了源头的问题”。

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有一个收容流浪猫狗的基地,协会把它打造成了关爱动物的科普教育基地。杜帆坦言,基地一直是“爆满”状态。“迫于无奈,原本只能放两三百只小动物的地方,我们现在放了四百多只,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想,这样做对它们是不公平的。”

作为一家公益机构,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常遭到误解——既然成立这个机构,为什么不把那些流浪猫狗都收过来?事实上,“其他地方的动物保护机构也都面临这个问题”,杜帆说,对一些小动物实施“安乐死”,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新冠疫情让人们再次关注“为伴侣动物立法”

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娟丽指出,法学界把动物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野生动物,一类是驯养动物。驯养动物从学理上又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农场动物,比如家禽家畜;第二类是实验动物,比如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等;第三类是猫狗等伴侣动物,包括流浪动物;第四类是娱乐动物,比如马戏团里进行表演的动物,第五类是工作动物,比如导盲犬。至于公众所说的“小动物”,大多指的是伴侣动物。目前,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有驯养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是从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财产保护角度进行的立法,而我们这里讲的动物保护立法,主要是针对驯养动物的福利保护,不仅只包含伴侣动物,还应将所有的驯养动物福利问题都包括进去。”她补充道。

陈娟丽认为,不管是从卫生防疫、治安管理角度,还是从道德伦理方面考虑,为驯养动物保护立法都十分有必要。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十多年前就有专家提过驯养动物保护立法的草案,但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至今还没有为驯养动物保护立法。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再加上今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驯养动物保护立法话题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她进一步指出,多地出台了针对伴侣动物的地方立法,如养犬管理条例等。在这些条例中,要求给小动物打防疫针、做绝育等规定并不是从动物本身出发、从动物福利角度出发制定的。因此,应该有单独的针对驯养动物福利保护的立法,或叫动物福利法。

陈娟丽认为,人的福利和动物福利实际上是一致的,养伴侣动物是很多人精神上、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在立法中要明确,哪些动物可以作为我们的伴侣动物,包括如何去饲养、管理。还应规定,饲养者不能随意遗弃伴侣动物,遗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所有的动物类别看,伴侣动物的道德伦理价值是最高的,为它们立法其实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陈娟丽说。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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