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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故宫留下的法政“足迹”

2020-10-15 09:12: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苏轼所追求的是一种更为自由且宽广的议论,不仅针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还针对问题本身。因此,一些在王安石看来急需改革的问题,在苏轼看来都或可先缓一缓

清代丁观鹏绘《西园雅集图轴》(局部)  资料图

 

刘之杨

前不久,为纪念紫禁城建城六百周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北京故宫特别策划了一系列重磅活动,其中最有分量的头一番便是“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主题书画特展”。

苏东坡本名苏轼,在我国乃至海外都拥有无数仰慕者。地位如此之高的历史名人首次由故宫举办主题特展,无怪乎一票难求,尽管出于防疫的考虑,北京故宫限制了每日访客的数量,但游人热情不减,展厅里仍是人头攒动。

此次特展从9月始持续两个月,内容整体上分两个部分,一是苏东坡之真迹,如《治平帖》《书林和靖处士诗后》等作品;二是东坡之学友、道友以及后世学人所作有关苏轼之作品,如朱之蕃《临李公麟苏轼像轴》、文徵明《前后赤壁赋卷》等。

笔者虽有憾于无法驻足细观,但有些展品特色鲜明、引人遐思,不禁让人回想起苏子一生中那一段段精彩的故事。

怎奈文章憎命达

科举中榜之后,苏轼名动京师。不过在此后的近十年中,由于相继为母亲及父亲守丧,故而苏轼并未获得多少机会在政坛上施展才华。等到苏轼还朝之时,尽管声望犹在,但朝廷上的政治氛围已经不复当年,因为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印象中,本次特展的展品似乎并未直接展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的活动,但所展出的明人李宗谟所绘的《东坡先生懿迹图卷》,却仍在字里行间向人们透露出苏轼生命中的第一次激荡。

画中描绘的是苏轼因赴杭州就职而途径扬州时,与二位游人笔墨相聚的情景。这一文人间的日常消闲,却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作者在右上批示中写到:“时王荆公欲变科举,先生上言,其党不悦,乞外任……”短短十余字说明,苏轼此次外任杭州可不轻松,实际上它是苏轼在与王安石一党对抗中落败的结果。

就科举一事而言,苏轼与王安石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诗赋应否继续作为考察项目。王安石主张废除诗赋,只以经义和策论等科目来取士。王氏认为,诗赋侧重格律等形式上的考察,这会让学子们埋头于文字游戏,不去深思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道。与王安石相反,苏轼则坚持认为科举应保留诗赋一项。

在苏轼看来,诗赋绝不仅是辞章之学,而是具有政治讽喻内涵的一种文体。苏轼希望考生能够“以诗言志”,发挥“诗可以怨”的特性,从而向朝廷说真心话。苏轼曾经批判称,自策论等文章盛行之后,很多考生以逢迎朝廷为能事,空发议论,反倒无人说真话。诗赋原本的政治功能几近落空,如此一来,若不保留并推崇真正的诗赋,则良材岂可得哉。至于格律等问题,那只是一种形式,是在内容上的高低难以评判之时,为考官提供的一种便于操作的考核标准罢了。

进一步讲,苏轼与王安石关于科举的争议也暗含着二人在法政观念上的冲突。王安石的变法思维是:预先设立变法目标,继而通过大量的制度来谋求落实,试图以制度去重塑百姓的生活。他所看重的是人们落实新政的方法,而不喜欢甚至不允许对新政本身进行反思。

苏轼则不然,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更为自由且宽广的议论,不仅针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还针对问题本身。因此,一些在王安石看来急需改革的问题,在苏轼看来都或可先缓一缓。要知道放缓改革的速度并不代表彻底停止,只是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以便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改革者莽撞地在制度层面大动干戈,很可能会得不偿失,就像若在废弃诗赋之后,考生转以策论行谄媚,那又当废弃什么呢?

当然,在高涨的变法声浪中,苏轼的声音无疑是微弱的。《东坡先生懿迹图卷》所描绘的虽是闲谈之景,但自乞外任定是带着几分无奈。有道是“文章憎命达”,也许上天要成就一位旷世奇才,就一定会令他颠沛流离。“乌台”的狱门缓缓敞开,远在杭州的苏轼在劫难逃。

竹杖芒鞋轻胜马

跟着人群继续向前挪步,看到苏轼手书的《新岁展庆帖》,便知道苏轼已经死里逃生,从汴梁来到黄州了。杜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是不错——人在不同心境下对同一景致的感受会迥乎不同。初到黄州的苏轼惊魂未定,根本无心欣赏黄州山水,只在定慧院中闭门不出,感伤身世浮沉,世态炎凉。

好在还有几位好友,尤其是隐居黄州的陈慥,为深陷困窘中的苏轼带去很多宽慰。《新岁展庆帖》记述的便是苏轼邀请陈慥前来聚会的事情。尽管聚会的场面无从得知,但苏轼与陈慥间的情谊已可见得。而二人间更为后人所熟知的一件趣闻,当属“河东狮吼”的典故。

有一次,苏轼在陈慥家中作客,二人谈空说有,不觉夜已深深。陈慥的夫人或是意欲休息,便在隔壁屋里大吼一声,没成想陈慥被惊得手中的竹杖一下子掉在了地上。苏轼见状忍俊不禁,随即写下了“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的诗句。

诸如此类的趣事想必为苏轼的谪居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更加幸运的是,在心灵与山水的感应间,苏轼彻底打开了心结。为解决温饱问题,朋友为苏轼谋了一块废弃的官田,让他无偿耕作。这令苏轼喜出望外,便循着前辈白居易的典故,将这块荒田命名为“东坡”。也许就连苏轼本人都不曾想到,在若干年后,以“东坡”之名重焕光彩的不只是这块荒田,也包括他自己的人生。

亲事稼穑不仅让苏东坡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更让他感受到了平凡中的怡然。他开始渐渐放下文牍政事,走到百姓身边去听他们说故事、唠家常,也开始幻想“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尽管事实上苏东坡一生都没有真正归隐过,甚至还有连番的挫折在等待着他,不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的心灵已经愈发自由,渐渐看淡了庙堂之高,转而融入到山川风月之间。

更令人惊叹的是,苏东坡渐渐开悟,发现当把自己全部身心交付于造物主之时,反而能从大自然处收获更多的美好和满足。

与友人同游赤壁,月光皎皎,箫声呜咽,友人感叹人生苦短,不能永远流连于山水之间。可东坡却道,若将自我融入自然,则山川明月皆与我同,一睹即是美景,一闻便是妙音,那又何憾于江水无已,人生有限。

一番话让友人顿时乐观起来,同饮醉卧,直到东方既白。是啊,这种物我同一的生命体验,潇洒旷达的人生境界,怎能不令人倾倒呢?

西园一梦到珠崖

虽是情谊绵长,但终无不散之筵席。站在《西园雅集图轴》之前,看着雅集替代了郊游,黄州的山水换成了汴京的西园,参观者便知道东坡在黄州的好日子结束了,而另一番更加猛烈的暴风雨正在向他袭来。

在黄州度过六七年之后,苏东坡奉诏还朝。“西园雅集”便是在苏东坡回到汴京之后,与朋友们在驸马王诜的西园中的一次聚会。这幅图虽人物众多,但是以苏东坡为核心的。原因或是: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地位仍属当世第一;另一方面,也由于苏东坡此前是因与王安石相抗而遭贬,故在政治风向突变之后,被视为可堪大用之材。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就在众人以为苏东坡会对变法一党进行清算之时,他却结合其在地方上的见闻,客观地陈述了新法中有利于百姓生计的部分,认为朝廷应该继续推行这些制度,而不应回到旧法上去。

苏东坡在早年间的确对新法多有批评,比如,曾作诗讽刺说若执行新法,则农民在一年中有半年都要在城里跑衙门、办手续,农活顾及不上,倒是他们的小孩子可以学得一口城里话。但几年的基层任职经历让他意识到,国家并非没有问题急需解决,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

因此,二次入朝的苏东坡不是一个旧党中人,他的法政观念是国家不应生事也不该怕事,即当权者不应妄言变法,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因畏难而不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从有关新政的具体法律制度上看,苏东坡的态度确实有所改观,但若从有关变法或法律的根本认识来看,苏东坡的法政观念是一以贯之的,即他的态度是稳健务实的,他的关怀是以民为本的。可以说,苏东坡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反对变法,他所担忧的只是变法过程中的急功近利与忙乱无章。在他眼中,也没有所谓新法旧法之分,只有是否能够回应现实需求有利于国计民生这一条标准。所以,当他看到所谓旧党不分青红皂白地废止新法之时,才会挺身而出来反对这种清算。

不幸的是,北宋末年党争没有让苏东坡可以求生的夹缝,西园雅集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梦。梦醒后,苏东坡二次外任杭州,随后辗转多地,直到蔡京一党上台,苏东坡又一连被贬到天涯海角,由惠州至儋州。

不过,此时的苏东坡早已宠辱不惊。在谪居儋州之时,苏东坡曾给儿子写过一封家书,盛赞儋州的生蚝极其鲜美可口,并叮嘱他的儿子不要将此事宣扬出去,免得日后遭贬的官员都请命来儋州,夺了他的口腹之乐。

还有一次,苏东坡在访友的路上忽遇大雨,便向农人借来斗笠和木屐,虽不甚合身引来农人争相笑看,但东坡坦然处之,自得其乐。消闲之余,苏东坡还传薪海岛,打破了儋州长期无人进士及第的困境,如其诗云:“珠崖从此破天荒。”

正如篇首所言,无法驻足细观实在令人遗憾,不过透过一些展品,回忆东坡生平的一些故事,品一品他的法政观念和传奇经历,也算是别有兴味的一次游览。

终其一生,苏轼都没有走上“羽化登仙”的道路,无论在庙堂还是江湖,他始终对山川风月、人间百态饱有温情和爱意。在弥留之际,他自认一生无悔,心中已无此岸与彼岸之分,所谓彼岸之幸福早已融于此岸之生活。也许正因如此,苏轼的才情与人格才会与山川相融,历久而弥新。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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