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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母”相争

2020-10-15 08:36: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罗浏虎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博士生


近来,德国司法部在亲子法改革方案中的做法是:承认生身母亲与基因母亲的平等地位,让后者无需经过收养程序便可名正言顺的成为“联合母亲”(co-mother)。不过,据报道,许多德国婚姻法专家对此改革方案感到错愕


随着同性夫妇或拼接家庭(patchwork families)增多,争夺子女监护权的案件时常见诸报端。典型的场景是,其中一位同性伴侣提供卵子,借助他人捐赠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再由另一伴侣孕育生产。

在关系融洽时,自然相安无事,而一旦关系破裂,便产生争议:所生孩子应由谁监护?一边是细数分娩之痛的生身母亲,一边是叹息取卵之苦的基因母亲。两“母”相争,情与法何去何从?

近来,德国司法部在亲子法改革方案中的做法是:承认生身母亲与基因母亲的平等地位,让后者无需经过收养程序便可名正言顺的成为“联合母亲”(co-mother)。德国司法部长认为,鉴于德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只有革新法律才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简单的亲子环境。不过,据报道,许多德国婚姻法专家对此改革方案感到错愕,而德国司法部的改革方案尚未获得普遍接受。

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认为“孕母方为母亲”。在我国首例已经宣判的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中,一审法官给出的解释是:在无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不能仅以双方确认或仅因孩子具有他人的基因信息,便认定其与该人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折射出一种窘境。法院虽然判决“基因母亲非母亲”,并驳回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请求,但显然很难回答应如何界定基因母亲的地位问题。

实际上,在审理同性恋人子女监护权案件时,法院首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固有法律传统与社会新潮流间的冲突问题。美国T.M.H. v D.M.T.一案即为典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法院未公布当事人全名,基于行文之便,下文将当事人称为凯特、妮可。

1995年,凯特与妮可结为同性伴侣,联名租了公寓,并开设了联名银行账户。数年后,她们希望像平常人家那样养育后代。一番盘算之后,两人便决定采取人工授精的方式培育试管婴儿。

她们找了一位生殖医生,并选择了心仪的第三方精子。遗憾的是,妮可罹患不孕症,所以只能由凯特提供卵子。兴许是为了弥补妮可的遗憾,凯特建议把培育好的胚胎植入妮可子宫,让其感受一番十月怀胎的历程。为了迎接新生命,二人还去接受了心理辅导。

2004年,孩子顺利降生,二人喜不自胜,并将二人的姓氏作为孩子的共同姓氏。虽然出生证上登记的生母是妮可,不过二人在与亲朋好友分享喜讯时都说“这是我们美丽的女儿”。二人一起出席了孩子的洗礼仪式,并且在孩子的教育上倾尽心力。

然而好景不长,凯特和妮可在2006年分手。双方起初约定,由妮可抚养孩子,而凯特每月支付抚养费,并定期探视。后来,随着二人关系愈加恶化,妮可便索性辞了工作,一声不响地远走他乡,发誓再也不让凯特接触到自己的孩子。

此举令凯特抓狂不已。在私家侦探的协助下,凯特才在澳大利亚发现了妮可的行踪,并在佛罗里达州起诉要求判令妮可将监护权移交给自己。一审法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按照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卵子捐赠者并无亲子权。另一方面,在进行人工授精前,生殖医生让凯特签署了一份捐卵者弃权声明。

一审法官认为,妮可不让凯特探视女儿的行为既不道德,亦有损儿童权益。在判决书中,法官写道:“然而,法律并未对生母以及生物学母亲的权益进行界分与确认。我不赞同现行州法的规定,但不能不遵守。我确信这一法律远远落后于科学发展,也未顾及同性婚姻的社会现象。”

案件到了州上诉法院手里,争议却并未消失。以劳森法官为代表的异议者认为,在传统上,孕母即为法律意义上的唯一母亲,而婚姻更应是男婚女育。“本案中,被上诉人同样是生物学母亲,毕竟怀胎十月,而受精卵是在其子宫内生长,得到滋养与护卫。所以,所谓‘生物学母亲’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

不过,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最终认为,州法显然违宪,并且无权剥夺供卵者的亲子权;二人原本打算共同抚育女儿,故而都拥有亲子权。州最高法院进而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并不一定要采取“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的处理方式,将监护权排他地赋予一方的做法显然有违情理。

消息传来,凯特喜极而泣,她已经有6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了。她说:“女儿快10岁了,而我对她在这几年的生活细节一无所知。”

无独有偶,同样在美国,珍妮特·詹金斯诉丽莎·米勒(Janet Jenkins v Lisa Miller)一案中,米勒也是藉由同性伴侣的卵子进行人工授精,而诞下女儿伊莎贝拉。在分手后,为了争夺女儿的监护权,双方连年兴讼,米勒甚至携女远遁他乡。

此后,佛蒙特州各级法院相继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视角来处理监护权问题。表面上看,无论孩子跟哪一位母亲生活,都有利弊。如果由米勒抚养,伊莎贝拉无需搬家、转校,或遭遇适应新环境的困难。如果由詹金斯监护,她不仅不会干扰米勒的探视权,而且会给孩子做一个好的表率。

考虑到米勒过往拒不配合探视的行为,佛蒙特州法院认为由詹金斯抚养孩子更为合适。事实上,詹金斯为了让孩子与米勒更好地联系,还特意购买了一个网络摄像头。法院总结道:米勒未虑及孩子利益,应将监护权移转给詹金斯。只是,米勒已然为女痴狂,不仅拒绝执行法院的裁决,还暗自携女藏匿他乡。无奈之下,法院只好对米勒发出了逮捕令。

概以言之,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官通常是结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来扩张解释法律,避免法律的缺位,并秉持最大限度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来处理此类案件。就我国而言,亦有必要更新涉及同性监护权问题的法律规则与理念。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法院也注意到了此类案件中的儿童利益保护问题。如上海市一中院在某起监护权案件中便写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我国作为缔约国亦应在立法及司法中体现这一原则。”

当然,此类案件不仅是法律范畴的事情,更是一种复杂的道德现象。这让人想起,在凯特与妮可一案中,州上诉法院法官曾意味深长的说道:不知何故,这两位女士由爱转恨,但无论关系如何破裂,都不能消解彼此的亲子权,也不妨害彼此对儿女倾注爱与感情。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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