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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如何认识和思考近代中国

2020-09-24 09:01: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审读1840以来的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关键词莫过于“近代性”和“中国性”。王人博先生就是以“中国的近代性”和“寻找‘中国性’”为主题,回答他书中所提出的“如何思考中国”的问题

 

 

■《1840年以来的中国》

作者:王人博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一页folio

 

视觉中国

 

 

尹超

1840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把中国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漩涡,也是这一年在中华同一片土地上起承转合着“两个中国”——它一头承接着古老的传统,另一头开启了近(现)代的序幕。

对这一“大变局”的反思,学者们阐述的视角不可谓不多——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与观念的等等,不一而足。王人博先生的最新力作《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却跨越了法学、史学和哲学等学科,以宪制为基本线索,探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系列真问题。

审读1840以来的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关键词莫过于“近代性”和“中国性”。王人博先生就是以“中国的近代性”和“寻找‘中国性’”为主题,回答他书中所提出的“如何思考中国”的问题。

近代中国宪制思潮的迭起

不容置喙,中国的近代化是西方入侵(扩张)的结果。自西周立国以降,中原政权虽然也曾遭受少数民族的侵扰甚至征服,但中华文化的道统和法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不仅试图武力征服中国,还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带来前所未有的损伤。这正是说中国从1840年进入“大变局”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一巨变,中国人只能在受损的文化传统之外寻找新的对策。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被认为是中国面对西方强敌的第一个应变方略,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思潮产生的标志。

洋务运动是对魏源“师夷制夷”原则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作出的进一步反应。不无遗憾的是,作为儒学文化忠实信徒的洋务人士,始终用中国传统文化为标尺来衡量西学,以解决“怎样‘师夷’”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师夷’什么”问题所及的范围,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败结局。

不过,洋务运动的意义可能超出了洋务人士的预期。它不仅为中国近代化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为西学更深层次的知识传播打开了通道,还为中国近代宪制思潮提供了一个“中体西用”的基本范式。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改鸦片战争以来的“自强”目标,开始走上“救亡”之路。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救亡革新”运动,在中国掀起一股“从改革中寻求民族出路”的思想洪流。近代中国的宪制思潮就是在这一改革洪流中落地的,宪制也成为中国救亡和富强的希望之路。

日俄战争后,面对内忧外患的清廷,也曾通过启动预备立宪求生自救。但是,清廷既想通过立宪以图自救,又希望不失“君上大权”,其预备立宪就在立宪与君权的矛盾纠缠中以失败告终。

除了君主立宪思想,还有与之对立的共和革命理念。革命党人认为中国应取“最文明”的共和制度为目标,主张通过排满革命,建立民主立宪制体;立宪党人则担心排满革命会给中国带来混乱和解体,主张通过渐次改良,实行君主立宪。

其实,二者的论战都表达了“让中国尽快强大起来”的焦灼,也都把西方宪制作为救国良药和复兴工具。遗憾的是,不管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不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土壤孕育生长的,最后也难以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共和党人的宪制实践以武夫干政宣告失败后,新兴的“五四”知识青年开始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五四”人发现,作为专制制度支柱的传统纲常伦理,才是共和政治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急切地要打破传统伦理,并把“科学与民主”看作一种新的价值符号,藉此为中国的宪制化寻找新的伦理。

但是,“五四”人反对传统,却不能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他们以科学反对迷信,却把科学变成一种新的迷信;他们发扬民主理论,却不重视法治。这最终导致“五四”人所追求的宪制模式仍然是乌托邦式的。

“近代性”的历史镜鉴

诚然,近代中国的宪制思潮,是由西方成功的经验激发的。须知,西方宪制具有显著的文化内生性,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是一种所谓的“没有预期的结果”;它虽然在结果上可以与西方的强大具有某种联系,但其本身并不是为了“强大”而设计出来的。而中国的宪制思潮一直承载着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的使命,在学习西方宪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上都具有显著的工具性和功利性。

近代中国对学习西方宪制,自始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在西方入侵和扩张的压力下,不同时期的知识人士都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产生了强烈的焦虑,认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救亡图存。

偏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人士,偏执地认为西方的强大与其宪制文化有着必然联系,坚信宪制一定会给中国带来独立与富强。显然,他们热切地赞扬和诉求宪制,目的不在于实行宪制本身,而在于实现国家富强。所以说,“中国近代宪制思潮中所关涉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宪制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系”。与之相适应,“富强为体,宪制为用”就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最深、最远的宪制文化范式。

基于学习目的的实用性,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宪制的方法上也做不到“发其端,竞其续”,而是采用“截取”的方法。这就是只接受对己有急“用”的部分,对那些“无用”的东西则不进行深入探究,而对“有用”“无用”的判断则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比如,戊戌维新截取了西方的政制,却又保留中国的纲常伦理,而对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伦理之于中国则被拒弃;“五四”新文化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看作了中国的救星,而基督教则被宣布为“落后、迷信”而不屑一顾。“西方宪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

目的、方法上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导致近代中国对西方宪制文化的认识具有严重的无整体性。对此,从近代中国宪制人士的文化来源即可见一斑。比如,陈独秀对西方宪制文化的观察主要来自法国,严复则主要依据的是英国,康有为和梁启超主要效仿日本,胡适则主要取法于美国,等等。

而且,同是学习西方和要求宪制,他们之间甚至会因所据文化来源的不同而相互攻讦。这说明,一方面他们对西方宪制文化的认识存在偏颇,另一方面西方诸国家在宪制文化上亦具有巨大差异。另外,西方宪制文化除了政制文化,更有价值文化。因此,如果不对不同国家的宪制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和整体把握,借以生成的中国宪制文化必定会“畸形儿”。

除此,在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焦虑感的催逼下,近代中国的变革更倾向于激进地从政治上根本解决问题,宪制也被看作一个政治问题。正如著者所言,“也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最凸显的一极是政治,便造成了宪制在文化上的极不成熟”。

中国宪制文化中的“中国性”

近代中国的宪制思想从落地生根之日起,就无法回避“如何学习西方”和“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所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智慧和灵感。中国宪制文化中的许多语词、概念、思想和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文化对西方宪制文化的承载。

在语词和概念层面,“民权”“民主”“宪法”虽然都是西方宪制文化的产物,但是其产生或使用都蕴涵着显著的“中国性”。要知道,中国的知识者使用“民权”话语,主要是为了在使儒家的民本传统向西方化的民权靠拢,并在二者对接时减弱对皇权体制的震动。

“民主”的使用,既与早期中国人对英语“Republic”“Democracy”的翻译有关,也与中国经典所构成的传统民主话语有关。可以说,“民主是中国古典的民心民意之德性元素,与西方传教士所诠释的Democracy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性政治形态的一种一体化再现”。

“民主”类似,“宪法”在古汉语中也蕴含着一种“德性”的判断,因此,当近代中国人用“宪法”一词翻译英语“Constitution”时,他考虑的不是其制度形式上的相似性,而是正当性和根本性的相似。更进一步说,“民权”“民主”“宪法”概念的中国表达,共同体现的是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在法和法律的思想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贡献卓著。

一方面,中国古代哲人对“法”的“水”性哲思,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诗意。“大禹治水”使“水”之“治”构筑了中华治理文化的始基,水“循道而行”不仅提供了“准绳”“规矩”的灵思,还贡献了“德性”与“法”的模型。“水”与“平”“准”的语义关联,构成中国早期有关法思想的重要范式。《说文解字》解曰:“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水舟”之喻则为中国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最早模具。

另一方面,从现代意义上阐释,中国法家思想提供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以法治概念的实证主义解释路径分析,中国法家思想至少在逻辑上与形式主义法治观是相径合的,这就为传统法思想超越历史场景来实现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能。

在具体制度层面,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用语,为我们分析现代中国宪制文化中的中国特性提供了范本。实践中,中国的当代历史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现代性两者之间展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大国实现“现代性”目标,就需要兼顾国家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中国现阶段既需要“工人阶级”来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建设者”来实际推动国家的现代性。然而,“工人阶级”和“建设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表达,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范畴,后者则是马克斯·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物。不能不说,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用语,既反映了现代性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中国特性,也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功例证。

“中国性”的现实启示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如果说“中国的近代性”是对“如何学习西方”的反思,那么“寻找‘中国性’”就是对“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探索。当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传统文化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

发展或是变革,都绕不开“传统”这一话题。没有哪个人、哪个国家或者政府是没有传统的,即使反传统也要在“传统”的场域中进行。现实来看,任何知性的探究必须从某些问题出发,也以某种方式来展开,而提供这些问题及思考方式的正是我们所继受或利用的传统,所以我们的问题、信念以及思考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一个传统中进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过去的传统是未来的起点。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制,也没有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这种“学习”的过程,就是实现语境的转换与生成的过程,是把西方的宪制文化从西方文字中剥离出来,重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过程。

因为对西方外来宪制思想的移入,都是以接受者的“理解”为前提,而构成这一理解的,首先是接受者的文化与历史,包括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词语意思、思维方式以及身在的语境等。对西方宪制的挪用,所借助的也是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的语汇、概念和资源。对西方宪制文化的取舍和选择,也取决于中国自身问题的体认以及体认的方式,而这种“体认”所依据的,还是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及其所提供的智慧。

在与宪制相关的领域内,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除了文字和语词,中国传统哲人的思想智慧,乃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的制度贡献,都有可能为中国宪制的现代发展提供某种智识支持。况且,传统不是一个静态的范畴,它是可以不断创造和发展的。重要的还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就需要根据时代要求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从历史场景中撷取出来,超越时间和空间,进行文化提升和价值转化。

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不管从时间跨度和学科广度来看,还是从内容量度和紧要程度上说,都称得上是一部巨著。本文所述只算是管中窥豹的一点感受,但其中所涉及的“如何学习西方”“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如何思考中国”等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设中国”的恒久话题。即使在宪制的视野下,“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理论问题,都留待更多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去推动解决。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教授)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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