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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青年”的想法和出路

2020-09-17 08:46: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如果实在穷得饿肚子,他们就卖掉一切可以卖掉的,包括唯一能提供休闲娱乐的手机,甚至卖掉身份证和微信号,或者在诱惑下充当“皮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成为诈骗共犯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的招工大巴。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作者:田丰、林凯玄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琥珀工作室


林颐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南方城市之一。由于地理环境与城市的包容度等原因,在位于这座城市地理中心和城市发展中轴的一块特定区域,年轻的外来务工者逐渐形成了聚落,并产生了独特的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及其学生林凯玄合作完成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就是以三和人才市场周边的青年为讲述对象,观察当代青年劳工生存状况的著作。

“挂逼”边缘游荡

书中所关注的青年群体,被称为三和青年。他们经常使用一个词语——“挂逼”。这是理解三和青年生存状态的关键概念。

何谓“挂逼”?作者说,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自身和他人的状态,甚至可以用来形容任何事物。“挂逼”程度最高的就是死亡;程度低一点的,就是有些人因为触犯法律被警察带走;而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没钱吃饭、住宿,也是“挂逼”。最末一种情况,三和青年经常遇到。而他们一旦有了勉强糊口的钱,“挂逼”状态就会消失。

三和青年经常濒临“挂逼”,生活状况糟糕。他们穿二手衣,一穿就是十几天半个月,脏了就扔掉;住在十几元一晚的旅馆,那里只有一张发黑并生有臭虫的床板,最好的单间大约50元,配备了卫生间和电风扇。有时,他们在网吧花8元钱包夜,或在街道旁、廊檐下露宿。对他们而言,5元钱一碗的“挂逼面”是填肚子的“良心食品”,两元钱的“挂逼水”是一种来源不明的大瓶装饮用水。

三和青年打工时,有车接送;不打工,就在有空调的地方蹭凉。如果实在穷得饿肚子,他们就卖掉一切可以卖掉的,包括唯一能提供休闲娱乐的手机,甚至卖掉身份证和微信号,或者在诱惑下充当“皮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成为诈骗共犯。

“挂逼”这个词反映了三和青年复杂的精神面貌,有着自我调侃、自得其乐、自甘为之的意喻。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青年普遍学历较低,也没有技术特长,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日结是他们乐意接受的工种。原因在于,三和青年朝不保夕,留不住钱,而且普遍反感工厂严苛的制度约束和管理方式,在他们看来,进工厂也不过是流水线的重复机械劳作,还不如做日结的工作来得自在。

“挂逼”的边缘游荡,是危险的。从实际来看,日结工作得到的劳动保护措施很少,容易受到意外伤害;从心理反应而言,人容易生出惰性,混吃等死,没有目标。很多人在内心是想离开三和的,可是在三和这种仿佛孤岛的自我封闭的环境久了,他们已经没有信心接触外界,往往有意断绝与家人亲友的联系。这是三和青年排斥调查、反对拍照的根本原因。

城市底层的“趣缘”世界

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在某地赚不到钱,务工者一般都会另觅他处。“三和现象”的奇异之处就在于,这些年轻人赚不到钱,可是他们又不离开,长久地耽溺此地。在“三和青年”引起外界注意之后,甚至有些年轻人放弃了原本不错的家庭、生活环境,甘愿置身于三和这个在常人看来潦倒不堪的群体,成为其中的成员。

社会学家福特(Ford)认为,文化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艾伯特·科恩(Albert K. Cohen)认为,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就是“他们会做什么事取决于他们要应对的那些问题”。

打工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然就是工作。三和人才市场的正规经济是一个次级劳务市场,只能提供临时性的、低技术要求的工作,往往还是日结的零散工作。这是一个由流动的年轻劳务者、服务行业人员以及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雇佣行为等所构成的世界,安全健康、技术学习、劳动保障等形同虚设,所以这个世界的基本哲学就只能是——得过且过。

年轻人的身份变迁常受职业、教育和经济等变化的影响。三和青年是容易受到经济变化损害的群体,当下很少拥有话语权。青年们感到,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他们一直被引导要相信的事情之间存在各种差距。初到三和的青年人,一般最初都有积极工作努力攒钱的念头,然后产生幻灭感,接着就会形成厌倦、怠惰、疲沓的适应性。

青年人被要求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融入主流的传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涉及他们在劳动大军中的地位,鼓励他们尽早进入社会认可的正轨和婚姻家庭模式以推动劳动进程的再循环,并再生出那些关于社会和每个人应处位置的道德观念。可是,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那么顺畅,尤其是对于身处生存底线的三和青年而言。

书中提及一个说法,叫“趣缘”。指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所形成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关系。青年人通常会被价值观、供养家属所需的各种责任感、表示自己可以应对自身生存处境的财务承诺联合塑造成为新的社会人。三和青年因“趣缘”而聚,也就摆脱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造成的心理压力。在他们周围,都是依赖三和闲散而自由的环境的同龄人。他们在群体里获得了归属感,脱轨行为得到同伴的认可而得以延续,形成了相对自主的、高度黏稠的、多层级人员构成的、具有吸引力的自治型文化。

三和青年出路何在

三和的特征有些接近城中村和贫民窟,都受到经济铁律的碾压,而且也可以说都是经济理性选择的后果。但三和又与后两者相区分。因为它不像城中村那么有明显的代际接续,其“原子化”程度更高。另外,三和也不像贫民窟有那么多暴力、犯罪、帮派和团伙行为。正如作者分析的,三和青年的生存之道依然是常规手段,最多就是打打“擦边球”,大体仍然在社会可接纳范围内。

作者认为,三和终非青年避世的桃源。如果说有选择的话,就是选择如何离开和何时离开。作者说:“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三和青年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城市社区改造。”也就是说,需要三和青年从内心改变生活态度,完善人力市场的正规经营和城市的综合治理。

作者强调了三和青年作为社会群体是一个时代变迁的人群具象。作者认为,在大城市里,农村青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城市发展和产业更替的特点决定的。三和青年的出现,是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产业链底端的负面后果之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在青年代际人群身上的显现。

从长远来看——也许,不用那么长远——三和青年的“自由”状态是不会持久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劳工数量正在下降,而新兴的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能补充的缺口只能缓解部分劳动需求。在很多国家,就业情况普遍严峻,就业类型也正在改变,而青年是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三和青年只能勉强接受日结,抱持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做法让他们不至于明确地感受到有限的机会,他们仿佛拥有自主的权利。可是,这是一个“有闲阶层”的状况吗?

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途径,比如:强调效果而非流于表面的职业教育;发挥家庭的力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地方政府的人才优惠政策应适当下移,促进普通外来劳动者融入社会。作者认为,如果一部分人注定要成为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那么,最后的希望就在教育,因为教育提供了农村青年改变人生的机会,也是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书作者田丰师承社会学家李培林。受到李培林著作《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的影响,《岂不怀归》同样体现了李培林所说的“超越实证社会学”,努力把实例“一般化”,或者说,其追求的是“更普遍的解释力”和“更广泛的对话能力”。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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