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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的法学家吴经熊:我有一群人民要启蒙

2020-09-10 08:20: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从事教学工作十余年后,吴经熊提出了他对法学教育的看法,特别强调法学教育要培养学生具备“远大的理想”和“历史的眼光”

 

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学楼。 资料图

吴经熊  资料图


刘之杨

19世纪末,随着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教育制度传入我国,中国近代法律教育逐渐兴起。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远涉重洋,求学于日、美及欧洲各国,各类法政学堂及书馆也在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师及地方上开办起来。迨至民国时期,法学教育事业继续发展,不仅出现了“南东吴,北朝阳”一类的法学教育重镇,更涌现出一批诸如蔡元培、燕树棠、吴经熊、孙晓楼等众多研究中国法学教育的先驱者们。

而在群星之中,吴经熊无疑是耀眼夺目的一颗。他不仅是享誉世界的法学学者、法学教育的研究者,更是一位法学教育的实践者。在1924年至1938年之间,吴经熊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先后担任教授及院长职务,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以及学院建设与管理工作。

可惜的是,在吴经熊本人的著作当中,学术思考及人生感悟占据了绝大多数,而有关教学实况的记述则少之又少。幸而在吴经熊自传以及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鸿雁往还之中,仍能找到其作为一名法学教师的生活片段,也得以在雪泥鸿爪中感知到一份情怀。

立志从教

吴经熊(1899328日—198626日),字德生,英文名John C.H.Wu,浙江宁波人。据吴先生本人回忆,John这个英文名是他在1917年秋大学入学时自行选择的。当时有一批中国大学生很崇拜欧美名人,比如,徐志摩在初入法学院时,由于特别崇拜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立法者汉密尔顿,所以就给自己起了汉密尔顿这个英文名。不过,吴经熊这个英文名的选择倒是纯属偶然,只因为John的读音竟和“经熊”按江浙一带方言快读时的发音颇为相似,故而令吴先生眼前一亮。

1920年,吴经熊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同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进修并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于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从事研究工作,在西方法学界声誉日隆,直至1924年回国。在此期间,祖国令人堪忧的社会状况及法治状况一直萦绕于吴经熊的心头,培养法学人才、以教育启发国人的想法,在那时便已树立。

1921年,吴经熊获得赴巴黎大学交流深造的机会。临行前,他在致忘年交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动情地说:“我将在巴黎尽力而为,尽我所能地读和写,尽可能深刻地观察和思考。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一个祖国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启蒙,我有一个种族要高举,我有一个文明要现代化。”而在吴经熊回国之际,他又致信霍姆斯,表达自己要为中国近代法治启蒙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和勇气。他说:“六月中旬,我将启程返回自己的故土……中国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夕,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知识和思想革命,一次文艺复兴……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恰如陈丹青所说,不要小看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在那个年纪就已经崭露头角甚至大放异彩了。吴经熊也算是如此吧,很难想象这两段慷慨激昂的话语出自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之口,但事实就是这样,一位对祖国饱含眷恋与热爱的法学新星,即将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事业中去。

课上课下

带着这份情怀,25岁的吴经熊在1924年回到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成为法学院的一名教授,自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执教生涯。吴经熊可算是一个“工作狂”,他在成为教师后的第一学期,便讲授了财产法、罗马法、国际法以及司法学4门课程。即便在成为法学院院长之后,尽管院务复杂,这种授课强度也没有明显减少。在1933年至1934学年度,他先后一口气为法科学生讲授了7门课程,包括国际公法、国际关系、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制史、各国通史以及比较法。可以说,在这位既是学者又是一院之长的法学家身上,教学是始终没有被轻视的工作。

由于在欧美名校研习法学日久,吴经熊的教学方式自然受到欧美法学教育的影响,初登讲台,他便将欧美教育中的案例式教学或称论辩式教学引入中国。还是在与亦师亦友的霍姆斯大法官的通信中,吴经熊说到,常常整个班级会因为一个问题而争论得冒火,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按照他们的哲学倾向而分成两组,有时候是更多派别。

有一次,在课堂上,吴经熊引导学生们讨论霍姆斯曾经推敲过的一个案例,结果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赞同霍姆斯的意见,三分之一的学生则认同当时另一位大法官菲尔德的意见,甚至有学生尖锐地指责霍姆斯,称霍姆斯使逻辑成了公共政策的婢女。吴经熊本人对这种教学过程非常自信且乐在其中,他总结称这种教学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不仅是案例式教学,吴经熊还将类似于现下流行的“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引入了当时的法学教育中,也就是说,学生可以自由提出意见,甚至可以亲自或请他人上台试讲。吴经熊的教学方法基本是“照本宣科”式的,当然这并非说吴先生怠于教学,而是说他更在意带领学生研读精挑细选过的文本。

不过,众口难调,还是有学生不买账。有一次,一位学生反对吴经熊的教学方法,吴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表示教学是他一生的事业,为此他理应也十分愿意接受各种意见或建议。于是他请那位学生畅所欲言,并请他推荐一位他认为讲得好的教授。其后,吴经熊真的把那位被推荐的教授请到课堂上来,而吴先生自己则坐在讲台下面,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这一场面吸引了许多其他班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他们都惊讶吴先生的举动。

热情洋溢,虚怀若谷,这是吴经熊在教学过程中的常态。除此而外,这位教学多面手有时也和同学们开开玩笑,搞点幽默。据学生回忆,有一次,在课堂上,某位学生一时萌生倦意,有些走神,不料吴先生拿着材料,点名要那位学生起来回答书上的问题。那位学生没有预备,情急之下慌忙地回答:Dr Wu……I has not prepared(吴老师……我还没有准备好)。”错把have用成了has。而吴先生则假装板起面孔,回答他说:“You is wrong(你说错了)。”故意把are换成了is。此举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可见,作为一名青年法学教师的吴经熊,对教学充满热爱,很能享受教学的乐趣,而不是一味地不苟言笑,或图以大学教授之身份装点门面。在课下与学生们的相处之中,吴经熊的表现则更加随和。

一位学生曾回忆他和当时已是院长的吴经熊初次见面时的场景。那位学生读的是法律学院的预科班,上课的时间为每日上午,于是他便上午听讲,下午到通讯社做兼职记者。每天下班回到校区宿舍之时,已至夜里十点,故而入学多时,也未见得吴经熊教授。偶然间,有一天下班较早,他晚饭后回到宿舍,几位同好便聚在一起拉起胡琴,大唱京戏。忽然,走进一位让人一见如故的“少年”来,唱了一折很够味的《听他言》,大家拍手叫好,那位少年也兴致盎然。迨至大伙散去之后,那位学生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刚刚这位“少年”便是吴经熊院长。他不禁感叹,幸亏学校和社会不同,没有问名递帖的习惯,不然非要闹出笑话不可。而这一次初遇,也让吴经熊随和平易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这位学生的心里。

校外点滴

不仅对在校学生如此,即便对已经毕业的学生甚或是路遇的仰慕者,吴经熊同样态度谦和,乐于扶持,愿意与后学分享自己的点滴心得。吴经熊在回忆录中写到,在研读佛经时,大乘佛法给了他一种生活在世界中但又不属于世界的理想。尽管他没能按照此理想来生活,但他曾试着如此做,并将其分享给了一位前来的求教者。

有一次,在南京的某个晚会上,一位十分聪明的女孩向吴先生表示想要做他的学生。吴先生没有明确回复可否,倒是给了那个女孩一份《天下》月刊的复件,其中刊有吴先生的文章《超越东西方》。继而,他向女孩暗示了一点人生哲学,说道:“在社交上,我努力像一只蝴蝶那样快乐而不在乎,可是我独处时或在家里与某些朋友一起谈论人生和文学时,我就显示出我的真我。换言之,我是一个按舞会的要求显得嘻嘻哈哈,但实际上心中严肃的人。你看,人生是一门很难的艺术,就跟画一幅画似的,亮色与阴影都要用到,且彼此调和。”此番话说罢,那个女孩流露出衷心赞同的神色,仿佛得到了鼓励。

再谈到对毕业生的扶持,那么吴经熊与学生杨兆龙间更有一段佳话。杨兆龙从东吴大学毕业时,吴经熊见其确有真才实学,故不拘一格亦不避嫌,推荐这位刚刚毕业的本科生去上海政法大学担任教授。事实证明,杨兆龙在授课的过程中,能够立足于中国,兼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例和案例进行比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亦可见吴经熊的推荐是十分得力的。

几年之后,杨兆龙的志趣从学术转向仕途,于是吴经熊又先后多次倾力举荐杨氏出任政府机关要职。这里暂且仅举一例,在1929年,吴经熊向上海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院推荐杨兆龙出任推事,主办华洋争讼案件。杨兆龙在办案时刚直不阿,绝不崇洋媚外,吴经熊则力挺这位优秀的学生。杨兆龙种种举动激起洋人之反感,于是有人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办法,将其逼下了台。不过,当时的洋报《字林西报》则公开称赞杨兆龙的能力和人格,哈佛大学再后来将杨兆龙录取为博士时,也参考了这一报道,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从事教学工作十余年后,吴经熊提出了他对法学教育的看法,特别强调法学教育要培养学生具备“远大的理想”和“历史的眼光”。前者意味着,法学教育不能沦为一种单纯的技术教育,法学教育的核心目的不应是培养只关心个人职业和生活问题的挂牌律师,尽管这也是法学教育所应做的,但绝不应局限于此,而应将实用、满足求知欲和促进人生的总价值三方面紧密结合。后者意味着,法学教育应帮助学生们以社会历史的方法来找寻一种真正的自然法——一种适合社会情状的、实事求是的、能够促进文化的自然法,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则学生的法律头脑便仍停留在19世纪的“分析头脑”上而没有进步,法学教育也没有完成其使命。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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