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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理的社会”而呐喊

2020-09-10 07:5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刘树德

 

■《变化中的法律与社会》

作者:梁治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拜读梁治平先生的短评《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金融时报》2018212日)时,我正好在反复研究打磨有关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对此文更生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其末尾的一段话:“造就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应该从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守法开始,从国家的改造和转变开始。今天讲法治中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说理的社会,一个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的社会。”更是让我产生共鸣、印象深刻。

而在梁先生所著随笔集《变化中的法律与社会》中,笔者不经意间发现了《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一文中的开头语,即“其实有这个想法很多年了。今天还在这里讲,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依然觉得这种需要很迫切……”

按照梁先生对“说理”的界定,即“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从此部由前后跨度逾三十年的文章(最早的刊发于1986年,序言写于20184月,共93篇)组成的新著中,笔者发现,梁先生确实一直在为促成一个“说理的社会”而鼓呼、呐喊和努力,尤其以法律人身份“不断观察、思考、讨论和提出答案”。

比如,“作为一门科学,法学不仅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不能没有自由的探索、论辩与批评”;“这一类的论辩与诘难,我承认不是全无益处,但是做得太执著便迹近于学究式的挑剔了”;“理性的公民个人在沙龙、咖啡馆以及报纸、书籍和评论性杂志上就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和展开论辩,从这里产生出知识阶层的自觉,这种自觉就表现为‘公共意见’”;“讲合情合理,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只有法律才强调一视同仁。所以,合法与合乎情理常常不能够一致”,等等。

“说理的社会就是一个以说理原则主导的社会,一个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说理原则的社会,一个人们乐于并且习惯于通过说理来彼此相待的社会,也是一个尊重并且善于说理的社会”。为真正让这样一个“说理的社会”孕育落地于正处在大转型的当下中国,从法律之维而言,确实需要“社会中人(当然也包括法律人)”围绕“何为法律、法律何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实际怎样、又应当怎样”等系列问题进行不断地观察、思考与论证。

很荣幸,笔者十余年来有机会参与裁判文书改革和起草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从而为促成“说理的社会”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当然,亦正是此种较长时期的参与经历,既使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反复思考“法官为什么不愿意说理、裁判文书为何要说理、裁判文书如何说理、裁判文书改革有无成效”等问题(参见拙著:《无理不成“书”——裁判文书说理23讲》,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年版)。这也让我更认同梁先生的如下论说,“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社会正是以改革、改变、变革、变化为其主要特征。尽管变中也有不变或鲜有改变者,着眼于变的一面,亦足以令我们对当下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于中国社会之变与不变、应变与未变诸方面有更深刻的认识”。

为使一个“说理的社会”更好地承负和托起富有理性的法治中国,我们需要一起努力!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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