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社主办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文学副刊

茶食人:茶肆里的民间法律人

2020-09-10 07:52: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夏芒

法学学者

 

茶食人与书铺一样,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承担了一定的法律责任,并最终成为官府提高诉讼门槛、减轻办案负担、进一步挤压民间助讼服务者生存空间的工具

 

宋代的茶食人与书铺有些类似,原本都是发端于民间、为百姓诉讼提供帮助的法律服务个体。大约到了南宋,在一些地方行政司法当局的“招安”之下,茶食人与书铺一样,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承担了一定的法律责任,并最终成为官府提高诉讼门槛、减轻办案负担、进一步挤压民间助讼服务者生存空间的工具。

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民间法律人,茶食人这个称谓应当与茶肆有关。在经济社会较为繁荣发达的宋代,茶肆遍布城镇闹市街巷,成为带有休闲色彩的公共交际场所。吴自牧《梦梁录·茶肆》追忆南宋杭城茶肆兴盛时说:那时很多茶肆“非以点茶汤为业”,有的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有的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有的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还有的借“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发挥特有的信息传递功能。

不难想见,那时的茶肆,不仅很容易被打官司告状的当事人视作进城落脚、探听消息、寻求帮助的便利场合,也很适于被用来开展与纠纷诉讼有关的各种洽谈及运作。《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蔡杭所判“撰造公事”一案主犯张梦高,就是依靠“或打话倡楼,或过度茶肆”干预狱讼,在这种场所进行“行赇公吏,请嘱官员”的暗箱操作。

宋代的茶食人,正是利用茶肆的上述特点开展活动的。他们的原始身份,有可能是茶肆的经营者,由于长期接待各类案件当事人,为他们打官司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吸引了更多告状上访者前来投奔。他们也可能是精于法条词理和狱讼实务的行家里手,被茶肆请来挂牌经营,或是驻店为客人提供专门服务。一开始,他们为当事人提供的助讼服务,有些是官方不鼓励乃至禁止的,因而受到制裁。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蔡杭经办的一起“教唆与吏为市”的案件,主犯成百四就曾经是一位茶食人。经认定,成百四原是“闾巷小夫”,在“始充茶食人”后,私自“兜揽教唆”词讼,并且“出入官府,与吏为市,专一打话公事,过度赃贿”。成百四不仅挑词架讼,而且教唆当事人行贿:“小民未有讼意,则诱之使讼;未知赇嘱,则胁使行赇”,其行为与讼棍、“把持人”等已无区别。

需要注意的是,据《宋史》列传记载,蔡杭是南宋绍定二年(1226年)中进士后开始游宦地方,而早在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主政潭州时,便曾下发官府文件,将茶食人与书铺一同纳入诉讼程序规定中,对其助讼行为作出了严格的规范和限定。到了蔡杭的时代,茶食人当中仍然有成百四这样的出规逾矩者,足见在官方予以规制之前,未经约束的茶食人,会给地方司法当局带来多么大的麻烦。

宋代茶食人这一民间法律服务业态固然成份复杂、藏污纳垢,但由于其依托茶肆这个固定场所开展活动,与提供同类服务的那些隐蔽性、流动性个体相比,更加便于地方当局进行监督和控制。南宋朱熹等士大夫统治者中较为贤明的“名公”们,正是看到了茶食人的这一特点,于是在他们任职地方时,通过因势利导地出台相关规定,为茶食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地位与责任。

《朱文公文集》所录《约束榜》,同时将书铺代写词状、茶食人担任“保识”这两个步骤,确立为诉讼程序中的两项必要流程,其中关于茶食人的具体规定为:凡是“人户陈状”,都必须“经茶食人保识”,也即起诉内容都要经由所在地方的茶食人初步审查确认,并对起诉者负起担保责任,随时准备接受官府的“追呼”传唤。做到这一点,官府“方听下状”,才可以正式收案。

案件受理后,若出现“人户理涉虚妄”等情况,茶食人就要与起诉者、书铺“一例科罪”,连带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尤须一提的是,相比于书铺代书,茶食人对当事人提供的这种“保识”更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并非所有人起诉都要经由书铺代书词状,比如该文告规定,对“官人、进士、僧道、公人”等有一定文化程度和身份的起诉者,官府可以“听亲书状”而不必经书铺代书;对“贫窭、老病、幼小、寡妇”等弱者,或遇到“被劫盗,并斗欧杀伤,事干人命”一类案情比较紧急的,也允许不拘泥词状的形式要求,以比较随意的方式“投白纸”提起诉讼。但依文告表述,无论何种当事人、为何种案件起诉,都不能省略“经茶食人保识”这一必要环节。

假如从朱熹主政潭州发布《约束榜》时算起,茶食人被官方指定为诉讼保识人的制度历史,在南宋少说也延续了一个甲子的时间,以至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考中进士、从政比蔡杭还要晚大约30年的另一位“名公”黄镇,在其发布的《交割到任日镂榜约束》《词诉约束》等地方官府文告中,仍有“茶食引保人”的表述,以及“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的规定。

但是其间,茶食人不遵守相关约束、与官方期望大相违拗的事也时见记载。由此可见,司法环境的净化还是应从当局内部入手。而排斥社会力量参与司法审判,对各种民间法律人要么打压、要么“招安”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责编:王硕

联系我们 | 诚聘英才 | 广告征订 | 本站公告 | 法律声明 | 报纸订阅

版权所有 Copyrights © 2014-2019 www.legalweekly.cn ALL RIGHTS Reserved 《法治周末》

京ICP备10019071号-1 京报出证字第01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87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