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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诸夏的文明意义

2020-07-16 07:28: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董彦斌

法学学者


在王充这里,诸夏更意味着道义、文明和知识,夷狄则意味着衣食。显然,衣食是基础,诸夏不能不关心衣食,然而,诸夏同样关心衣食之上的那些精神力量,那些人类积累的文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王充在《论衡》中说:“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经历年月,白首没齿,终无晓知,夷狄之次也。”

王充这段话,表明东汉时,“诸夏”一词依然为常用语,而“夷狄”依然是诸夏的对应语。从孔子到王充,几百年过去了,这两个词汇的基本用法没有变。王充之谈论诸夏,清楚不过地表明,诸夏即使指向血缘,仍然不是最重要的,诸夏最受人重视的,也是诸夏之人自己首先应当自我珍视的,是“通仁义之文”和“知古今之学”。

近代以来,人的意识勃兴,强调每个人都成为权利的主体和自我的主宰,与之关联的是人权、自由观念的完整化与配套制度的建立——这当然还在遥远的路上。人权与自由关心人、安抚人,直到每一个人,这实在是人类史上石破天惊的觉醒大事。但是,当一个人受到了人权和自由的关心和安抚时,这是否意味着故事的结束?当然不是。每个人权、权利与自由对人的关怀都有界限,人,在“讨生活”和做事业方面,主要还是靠自己;在如何做好自己方面,主要靠社会的熏陶和个人的自我提升。所以,人权和自由是盖了一个保护人的房子,在房子内部,人仍应努力做好一个人。王充所概括的诸夏的特质——“通仁义之文”和“知古今之学”,就是对如何做好一个人的概括:努力做一个仁爱、文明和拥有知识的人。

与诸夏对应的“夷狄”,王充认为其表现是“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穷尽所有知识,只为了穿衣吃饭。这里又值得从四方面讨论:第一方面,穿衣吃饭是人的基本需求,假若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穷尽所能地劳动,竟然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则此社会应当反思:是因为生产手段过于低下,生产激励不能发挥作用,还是因为此人受到的盘剥和束缚太多?甚至,是不是此人连穿衣吃饭的诉求都成了某种罪过?天地大德曰生,包含取暖与果腹在内的求生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当此之时,有效治理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野无饿殍”。第二方面,从取暖到衣着光鲜,判断衣服的标准从身体的寒暖感受过渡到了眼睛的视觉评判;从果腹到餐食美味,判断食品的标准从胃的饱餐感受过渡到了舌头的味觉品鉴,就人类来说,这种进步意味着已经迈向了相当程度的文明。在此意义上,即使是穿衣吃饭,也要经历文明的洗礼,依然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方面,人是不是只应该为穿衣吃饭活着?哪怕为了更舒适的穿衣吃饭?难道在穿衣吃饭上面没有一些重要的与人类相关的东西?人类应不应该超越穿衣吃饭去关心文明和知识?第四方面,人关心穿衣吃饭,往往关心的是自己,依据自己的体验而来,那么可不可以关心大家的——关心共同体,关心社群,关心更大的范围,后者,便是一种基于公益的仁爱心。

说来说去,在王充这里,诸夏更意味着道义、文明和知识,夷狄则意味着衣食。显然,衣食是基础,诸夏不能不关心衣食,然而,诸夏同样关心衣食之上的那些精神力量,那些人类积累的文明。这些文明并不是恒久存在的,一把火就可以将其烧尽。所以,是不是关心衣食,是个本能问题,是不是关心文明,以及道义和知识,是个理念问题。对于后者来说,只要人类不想关心,瞬间就可以化为乌有。

王充如此觉得,孔子何尝不如此觉得。当此之时,孔子到王充如此在意诸夏时,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文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当夷狄认同诸夏时,则意味着文明共同体的扩大,当夷狄对诸夏形成威胁时,意味着文明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这句话是成立的,假如一种反文明的力量称霸,这便是文明世界消亡的表现。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研判从孔子到王充的诸夏文明体意识了。在正的方面,从孔子到王充的诸夏文明体意识,以对于诸夏的寄托,展示了对于文明的寄托和珍视,这里的文明,是我们所讲的仁爱、文明和知识的总括说法。文明,立基于两个方向的基础之上。第一个方向的基础是人权和自由。人权和自由属于每一个人,但是,拥有了人权和自由的人只是获得了让自己自由发展的可能,还未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优秀的人,文明,就是拥有了人权和自由的人所应奔向的方向。第二个方向的基础是穿衣吃饭等人的本能。如果说人权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之必备,穿衣吃饭首先让人能够活下来。然而,活下来之后的问题,并不是穿衣吃饭的叠加,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活得更好,而应该是像获得人权和自由一样去奔向文明。所以,当人权和自由,当衣服和食物,让人能够生存下来并展示一种有尊严的自由状态时,文明构成了人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从孔子到王充对于诸夏的热爱,正在于对这种文明之于人类的意义的热爱。

但是,在反的方面,恐怕诸夏和夷狄的划分,也就难免构成了与文明相关的一个本质的诘问。平等应该是文明的应有之义,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划分诸夏和夷狄,是不是显示诸夏的某种优越性?这是否违背孔子所倡导的文明?

显然,孔子应当是目睹了某种反文明的事实,而发出的认同诸夏、认同文明的判断,我们在认同文明的意义上,认同孔子。但孔子若指反方向之含义,或者有人借孔子之名而进行这种言说,恐怕都是我们所不认同的。

一言以蔽之,在珍视文明的意义上,我们应当珍视古老诸夏。同样,诸夏的传人,也当一直珍视文明。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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