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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宪书》里的清代中国

2020-06-25 08:07: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清代两本《时宪书》封面。 视频截图

 

621日的“金环日全食”堪称一时奇观。凑巧的是,就在日食次日,来自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的王元崇教授,便应中国政法大学之邀,为两百余名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在线奉上了一场关于清代中国之“时间”“历书”和“国家”的精彩讲座。

王元崇首先追溯了清代《时宪书》的由来。在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之前,中国长期以本土方法推演天文。可推算出来的时间总有一些误差,于是晚明重臣徐光启奉命修历。

徐氏经试验后认为西历的方法更准确一些,便以此来修订历法,终于在1634年完成《崇祯历法》一书。可惜,这套历书未及颁行,明朝便终结了。王元崇谈到,在中国古代,天文现象长期与统治的正当性相联系,入主中原未久的清政权正需要一套较为先进的历法。可以说,晚明修历的努力,全为清朝做了嫁衣。

王元崇特别提及,著名学者彭慕兰提出过“大分流”的观点,但这或许是经济史领域的现象,如果从科技史的角度说,恐怕并没有“大分流”。因为从清代的时间管理上看,从清廷入关伊始,其所用的便是由西方传入的知识和方法。

随后,王元崇介绍到,《时宪书》有“御览”和“通用”两个类别,有汉、满、蒙3种文字本。3种文字的《时宪书》的内容是一样的,曾有宗室官员申请满文版本,但被礼部驳回,令其遵照当地惯例使用汉文版本。可见“时间”穿透了种族的界限,清廷从时间管理的角度,把不同族群联系得更紧密。

王元崇进一步以节气和昼夜时刻表为例,介绍了《时宪书》的部分内容。明朝在该表中只列顺天府时间,清代则把各直省全部详细列出。王元崇认为,这种变化首先与公文格式的演变和扩大有关;其次与钦天监里的耶稣会士有关,因为准确计算时间是耶稣会士引以为豪的一项技术。

而这种由中央统一制定“时间”的作法,对建构“国家”秩序意义重大。再远的边疆都要适用这套由中央制定的时刻表,这无疑是中央权力的一种宣示。中央制定的时间表行用于边疆,久而久之,时间便成了凝聚多民族和各区域的一种方式,进而加深了边疆人民对“国家”这一整体概念的认同。           

(刘之杨)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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