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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正义之前,我将保卫我的母亲”

2020-06-25 07:55: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加缪  资料图

 

他的精神反抗和对人性的关怀,永远闪耀着奇异而又温暖的光辉

 

■《他者之镜》

作者:杜小真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柳士同

621日,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诞辰115周年纪念日。1980415日,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与世长辞,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萨特热”。

相比之下,阿尔贝·加缪虽也被不少人所推崇,但其热度远不如萨特。两位大师的著作,笔者虽也涉猎过一二,但确实知之不多。就印象而言,似乎更喜欢比萨特年轻七八岁、却又早萨特二十年辞世的加缪。

最近,有幸读到杜小真教授的当代法国思想家随笔《他者之境》中论及二人的几篇文章,感觉受益匪浅,对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加缪的好感似乎又增添了许多。

两个萨特

萨特一直被视为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自1952年发表《共产党员与和平》,替法国共产党和苏联辩护,他就颇受欧洲左翼的青睐。

不过,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萨特的思想就有了明显的转向,并因此遭到法国共产党的批评和责备。在1964年发表的自传《词语》中,萨特说:“我已经从迷惑中觉悟过来……近十年来,我就是一个正在觉醒,从漫长、苦涩、温和的疯狂中复原的人,我不再重蹈覆辙。”

有此觉醒当是不错的,可他真的“不再重蹈覆辙”了吗?他不仅在1961年盲目支持弗朗兹·法农的“反殖民主义”暴力行为,还于十年后,即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当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以色列十一名运动员时,他对这一恐怖袭击,不仅不予以谴责,还公开表示支持。

这就很难让人理解了,一个具有“丰富的思想、自由的气息以及对真理充满探索精神”(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的思想家,怎么可能对恐怖主义如此地一往情深?

这两件事不能不说是萨特在政治上犯下的严重错误。

正如杜小真教授所言,我们面对的是两个萨特,“一个是哲学家萨特,一个是政治活动家萨特”,但这二者又是巧妙地统一在这位存在主义大师的身上。

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他坚信“人,不外乎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因此,他确实具有特立独行的一面。比如,他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只能用自己的文字来行动,他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让他的读者产生压力。”

再比如,他“从不把任何理论归于某种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或需要坚决尊崇和捍卫的唯一真理”,这无疑就保持了他思想的独立和纯洁的一面。但他一旦“把哲学置于哲学本身之外,置于大街、咖啡馆而不是大学之中时”,就难免受到某些社会思潮和群体行为的影响了。

走向决裂

1968年的“五月风暴”,曾催生许多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旅”等,本已解体的爱尔兰“共和军”也借此再度兴起。而萨特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还在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

对此,他作过反思和反省吗?他的那些激进的言行,与他16年前对斯大林苏联的辩护,和4年后对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支持,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加缪与萨特不同,他是“地中海的儿子”。用奥利维·托德的话说,“20世纪太多的知识分子有过对血腥的嗜好,而加缪从来没有过”。这也许正是他与萨特一度成为朋友,后来却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19436月,加缪与萨特和波伏娃相遇,并成为好朋友,这份友谊一直延续到战后。1951年,加缪发表他的哲学随笔《反抗者》(1952年与其他几篇随笔结集,以《反抗者》为书名出版),这部著作在法国思想界引起比《鼠疫》更为强烈的反响。《世界报》发表评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本书的价值堪与《反抗者》相比。”

然而,该书对极权主义及其暴力哲学的批判性反省——这一反斯大林立场,却引发了他与萨特长达一年的论战,最后两人终于走向决裂。

荒谬之中

前面提到,笔者一直比较喜欢加缪。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和1947年出版的《鼠疫》,都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

直到今天,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去重读《鼠疫》,从未读过的更是纷纷争相披阅。据说,该书最近再一次登上法国的畅销书榜单。

加缪的文学作品就数量而言也远超萨特,195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乃是实至名归。授奖词说他“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良知所面临的问题”,美国作家福克纳发给他的贺词是“向探索和质疑自身的灵魂致敬”。对此,加缪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则是他的荒谬哲学。而他的荒谬哲学,恰恰是通过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戏剧及随笔评论表现出来的。尤其是他的《西西弗神话》(1942年出版),这部与《局外人》同时写作的论著,明显带着加缪个人经历的印记。“在以隐晦的方式进行论述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加缪在其生命中面对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荒谬:他的感觉、他的观念——疾病、婚姻失败、慈爱而痛苦的母亲的失明、对政治的绝望。”

在他看来,“因战争和专制而充满暴力和血腥,这已成为荒谬的现实”,他笔下所描述的“是他看到的和经历过的恶”。他不关心观念而只对人感兴趣——人就是自身的目的。他主张在荒诞中奋起反抗,不仅仅是“我思故我在”,更重要的是“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的荒谬产生于“人对他所在的世界提出质疑而又得不出任何答案的现实”,所以,“人不得不承受这荒谬的处境”。

他认为,荒谬是维系人与世界关系唯一纽带的意义之所在,也是他反抗的深刻意义之所在。但他并未停留在论证荒谬上,他还以满怀诗人般的激情讴歌美与善、情与爱。

他相信,一个清醒意识到荒谬、进行反抗而获得自由的人,应该以同样的激情去尽可能地感受经验,尽可能地去生活。他拒绝被列入任何哲学流派之中,他说:“我不是‘哲学家’,我对理性的相信不足以让我相信一种体系。”他只是用文字表达自己对人和世界的感受和体验,诉说自己心中的痛苦、欢乐和爱。他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用最好的表达方式阐明了他对极权主义、暴力罪恶的深刻思考。

1957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辩论会上,面对一位阿尔及利亚大学生提出的略带攻击性的问题,加缪说:“我必然也谴责比如阿尔及利亚街头盲目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这种恐怖主义有一天会打击到我的母亲或我的家人。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保卫我的母亲。”

这样的立场,都是加缪对荒谬进行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和萨特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他就像西西弗一样,不屈服于荒谬的命运,坚定地走向山顶,永不停歇。

《西西弗神话》开篇第一句即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而加缪却不幸于196013日死于意外的车祸。如今,他离开我们整整60年了,但他的文字和思想,不仅没有过时,且令人常读常新。他的精神反抗和对人性的关怀,永远闪耀着奇异而又温暖的光辉。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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