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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师与“资给人”

2020-06-25 07:52: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夏芒

法学学者


通过多起“资给教唆”案件,判官吴势卿得出“豪与哗”皆为“民害”的结论,认为“豪民”出钱“资给”闹访缠诉者,其害不亚于“哗徒”唆讼。他们在案件中属于“事不干己人”,与讼师一样充当了司法当局与当事人之间多余的第三者


宋代,词讼案件背后的“资给人”,其实也是土豪版的“唆讼”者。

诉讼自古就有成本,打官司少不得要花钱;但依靠金钱打赢的官司,却往往并不是以事实和法律取胜。所以,“资给人”不必非要有文化、不必懂法,甚至也不需要“说条道贯”的嘴上功夫,而只需依靠其富有、多金,在告官者背后源源不断用钱“节节资给”,就足以“兴大辟之狱”,将对方告得倾家荡产,乃至蒙冤泉下而“不能自申”。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三“告讦”一编,收录数起惩治“资给人”挑词架讼的判例,其中吴势卿任职江南东路诸州时所判居多。以下三则属名吴雨岩的判牒,对案件叙述尤为详细生动。

案件一,发生在婺州(今浙江金华一带)。一位名叫厉百一的乡民,其妻阿沈与他的从弟厉百七私通,他却“未之觉也”。四月某日,“深夜大雨,溪流暴涨”,厉百一“始虑水碓被浸”,于是“披衣起视”,整夜守望自己架设在河道中的水碾。就在他巡查的时候,住在对门的一名鱼贩发现有人夜入其宅,于是相告。厉百一“初亦未知其为何人也”,以为有贼,就叫上自己的兄弟厉百二回家封堵。有人慌忙出逃,两人“逐而捕之”,最后“追蹑无踪”。当夜,邻里“皆闻其声言捉贼”。四天以后“但见厉百七尸首沿溪漂流”,因平日对厉百七与堂嫂私通一事有所耳闻,大家略有揣知,但都认为这并非厉百一“有心为之”。并且按当时法律规定,小偷一类罪人因追捕“逼迫穷窘”自杀或意外死亡,官府对追捕者“皆勿论”;厉百七夜入民宅行不轨之事,逃跑中急不择路失足落水而亡,厉百一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即便如此,厉百一为避免“官司之扰”,仍“私将钱物赂遗血属”,悄悄给了厉百七家眷适当抚恤。随后,“其母与妻为之棺殓葬埋”,厉百七入土为安,事情本已平息。

然而次年五月,本乡一位名叫王祥的“富民”偏要“创生事端”、再兴风波。先是挑唆死者亲兄陈三(厉百七原亦姓陈,过继改姓)告官;被驳回后,王祥又唆使死者长兄陈一“入词投保”,并为他出钱作保,让他继续上告。由于死者家属一波又一波“径以杀人诬之”,对厉百一“自县而之上台攻击不休”,其间“四次委官洗验厉百七尸首”,尸体“自顶而踵,无瑕可求”,并未发现任何他杀伤痕。吴势卿下令将诬告者“付有司根鞠”,审出王祥等人背后“资给”并把持此案,事实“尤为详明”。

此案最终结果:诬告者陈一被判“决脊杖十三”;而富民王祥“专以修怨立威为事”,为在乡民中扬威炫富而出钱挑词架讼,指使他人诬良欺官,作为背后“嗾而使之者”罪责更重,故判“决脊杖十五,送五百里州军编管”。

案件二,同样发生在婺州所辖的东阳县。一位名叫许镛的“贫士”,家中婢女郭秋香去池塘洗衣“失足不救”。事发现场,其父郭太亲眼目睹了女儿出事的全过程,对事出意外并无异议,同许镛一起将女儿“殓而葬之”。

然而,村中有位名叫蒋元广的富人,偏要“凿空兴词,诬诉许镛”,出钱“资使”一位名叫许义的同村人,到县衙告以杀人,意欲“窘之致死”。好在县衙受理后“赵知县察见非辜”,未究许镛之责,诬告者许义则“坐以诬告之罪”受到拘押。

但土豪蒋元广并未就此“息心”,之后又“调拨许义、蒋五、许茂”等人企图翻案,唆使他们“遍走刑部、宪司”,层层上访,对许镛“攻讦不已”,并“干连诬执”,连同其妻子儿女皆不放过。许家因之“家道一破,生理荡然,力既不支,事且未艾”;许镛为此“忧迫无憀”,四处奔走洗冤的过程中不幸搭上性命,“竟为客死之鬼”,尸首“暴露邸舍”而“未得所归”。

吴势卿下令“再差官洗检秋香尸首”,确认溺死婢女“毫发无伤”,绝非他杀。进而查明,唆讼者蒋元广“过为不道”,靠不当手段“骤致富强”,由一介田夫而“称雄一方”。居家“蓄养恶少”三十余名“以供爪牙之役”,在州则“结交黥吏”拉拢官员“以通腹心之谋”。平日“积恶有余,罪状显著”,“披猖万状”,豪横之极,一县长吏都须“望风惮之,罔不惟命”;一方善良更要“吞声饮气”,无人“敢与之抗衡”。为严惩恶霸“以儆愚俗”,判蒋元广“脊杖十七,仍刺面,配五百里信州东城”。许义、许茂、蒋五等诬告者“利一时之资给”图财害人,“同恶相济”,也都被科以重刑。

案件三,与前述两案有所区别:“资给人”并非一人,而是“两强”;唆讼者加害对象也并非无辜良民,而是“两强而不相下”,最终“自斗自败”。“两强”中,郑天惠仰仗后台,“依凭而狡”;朱元光自恃多金,“暴富而横”。“起争之因”,是为了争相吞并某负债农户的田产。二人“欲以力胜”不得,于是“欲以讼胜”。朱元光有位家仆缢死,郑天惠于是“资使”死者“嫡亲血属”到官府“入身告论”。后来,郑天惠家“又自有桂桂溺死之事”,朱元光也“资给”与死者桂桂并不相干之人“告发”,以此反诬“以报东门之役”。此案终审,郑、朱“各自陷于资给之罪”,郑“资给”在先,获刑“杖一百”;朱“资给”在后,获刑“杖九十”。

通过多起“资给教唆”案件,判官吴势卿得出“豪与哗”皆为“民害”的结论,认为“豪民”出钱“资给”闹访缠诉者,其害不亚于“哗徒”唆讼。而蔡杭、刘克庄等判官,也都主张对“资给人”予以严厉打击,因为他们在案件中属于“事不干己人”,与讼师一样充当了司法当局与当事人之间多余的第三者。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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