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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技术公司,被新冠疫情“逆转”命运

2020-06-18 08:57: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科技公司在数字社会中的法律地位需要被重新定义,法律界势必要迎接这一变革并为此做好法律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丁玮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美国成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经济也正遭受着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停滞和衰退。

近日,《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以《大技术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机会》为题,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将产生许多输家,但它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赢家——大型科技公司、大型数字平台。这些公司和数字平台将走出危机并且变得更强大。

反托拉斯调查基本被搁置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脸书、字母表、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正面临着美国联邦政府、州总检察长和国会进行的一系列反托拉斯调查。

20199月,谷歌披露已收到司法部的民事调查要求,这是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大技术公司审查的最明显的迹象。

20197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脸书处以50亿美元罚款。同年8月,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的收购进行了调查,并将对其技术平台进行多项调查。

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将亚马逊的审查范围扩大到其零售业务之外的云计算业务。同时,各州也开始反托拉斯调查,47个州和地区的总检察长宣布对脸书等大公司展开调查。  有法律专家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表现不太可能削弱美国反托拉斯机构的调查。但实际上,全球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正在促使科技巨头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逆转。

一方面,政府部门的监管机构极有可能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一轮整合。过去一年间,科技巨头投入巨大精力防御和抵制了数十次联邦和州的反托拉斯调查,并公开挑战政府的权力。为了促进公司的稳定和提振经济,目前的反托拉斯调查基本被搁置。

另一方面,亚马逊和脸书被视为公共场所,而其所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这几成事实。谷歌和苹果正在为州卫生部门提供关键的公共服务,包括侦测大量的位置数据,以协助追踪潜在的新冠肺炎病毒传染和发展过程等。

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揭示出,大型科技公司所涉领域是至关重要的数字公用事业。然而,陷阱就在这里,因为几乎所有其他的公用事业(例如水或电)都受到严格监管,其价格和利润也受到限制。一旦危机过去,政府和公众可能会促使州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拥有类似的控制权。其结果可能会阻碍技术创新,损害科技发展。

内容监管“不干预”历史结束

20205月的最后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行政部门和机构对《正派通信法》第二百三十条(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作出新的解释,并呼吁完全撤销该法第二百三十条。该条规定的监管模式在过去25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为互联网社交媒体提供了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法律基础,使其免于承担互联网第三方内容的法律责任,因而免除了互联网社交媒体对互联网内容的审核责任。

美国的政策转向紧随有关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另一项重大法律的发展。

2020513日,法国议会通过了《阿维亚法》(Avia Law),该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用户标记问题内容后迅速删除某些“明显”的非法内容。根据法律规定,平台必须在24小时内删除仇恨言论,而恐怖或儿童色情内容必须在1小时内删除。就像2018年德国《网络执行法》(NetzDG)一样,《阿维亚法》规定,对未能满足新法要求的社交媒体公司和搜索引擎处以巨额罚款。

与上述网络立法的新进展遥相呼应的是,20205月脸书宣布成立新的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代表了脸书内容审核的新模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监督委员会有权对删除特定内容作出最终的约束性决定,并在未来几个月开始处理相关案件。

与此同时,代表谷歌和脸书的游说团体国家广告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vertisers),正在积极推动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推迟该州的《消费者隐私法》的实施,该法案原本将于今年夏天生效。而一项新的美国联邦隐私法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

希伯来大学的杉尼教授(Yuval Shany)认为,所有这些网络立法发展的共同点,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互联网平台加强审查和监管,标志着社交媒体互联网内容监管的“不干预”(hands-off)历史的结束,互联网社交媒体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科技公司法律地位需被重新定义

以人工智能为例,欧盟的技术怀疑论者希望重新考虑对人工智能(AI)进行监管的方法。评论家称之为剥削性的“监视资本主义”,在疫情防控期间对追踪病毒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人再抱怨脸书和谷歌删除有关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并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防控疫情。

博伊西州立大学副教授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认为,政府利用人工智能,从面部识别系统、大数据平台、预测性警务算法,实现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目标。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做法没有区分合法的和非法的人工智能监视。

在美国,人工智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消费者的选择,它开始改变基本的治理模式,不仅为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来监督其公民,而且还为他们赋予了新的能力来影响选举、信息选择和言论合法化。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这些监视功能却加强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赋予政府对个人监视以正当性,提高了个人对人工智能监视的容忍度。

传统的宪法理论认为,宪法关系主体是二方的和特定的,一方为国家,另一方为公民,并且一般以国家为义务主体,公民为权利主体。

杰克·巴尔金(Jack M. Balkin)曾在《言论自由是一个三角形》一文中指出,网络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保护是一种三角形关系。在数字社会,随着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技术权力”的新型权力。例如,脸书实际上拥有了制定规则、执行规则以及裁决规则的权力。由此,形成了国家、私营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公民三方宪法关系。

其中,大型科技公司的地位既特殊又重要。一方面,它们是权力主体,单独或者与国家一道拥有一定的权力;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权利主体,即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私人主体享有基本权利;第三,如果将其界定为公用事业,与传统的公用事业又存在明显的区别(称其为数字公用事业更为贴切些)。以上三方面,又会形成与国家之间、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新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变革。科技公司在数字社会中的法律地位需要被重新定义,法律界势必要迎接这一变革并为此做好法律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而令人深思的是:“科技公司”是否代表了一种人与技术关系的隐喻?在“技术改变人类命运”的过程中,人越是强大,就越是弱小,这是否是人类终将难以逃脱的宿命?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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