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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拍案惊奇·卷三 毒理学暗结挟怨人,广陵散再报不祥音(下)

2020-06-18 08:55: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放假期间,朱令所住的宿舍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不知何人在宿舍进行盗窃,钱没有失窃,朱令的洗漱用品不翼而飞

 

张建伟

前情提要

这是一起发生在清华大学的铊中毒案件,终久未破,迄今仍为一大悬案——

清华大学女生朱令在校期间离奇出现铊中毒的症状,导致身体健康遭到极大的伤害。求助于互联网后,朱令才受到确诊和救治。随后,警方就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

朱令父母提醒杨苏芬(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道:“希望学校尽快行动,把现场封锁,把朱令同寝室那3个女生安排到其他地方住,留下所有物品等候警方调查取证。”

杨苏芬为难道:“不好安排。马上要校庆了,他们班女生安排了五一旅游,这些天不在宿舍,不用封锁现场。”事后证明,这是一个疏忽。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时,恰逢五一长假,所以假期以后才办理了立案手续。假期结束后,朱令父母接到通知前往清华派出所做笔录。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的林祥庆警官和清华派出所的程久和等在那里,程久和告诉朱令父母:“就在这几天,宿舍发生了盗窃。”

原来,在放假期间,朱令所住的宿舍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你道是何事?不知何人在宿舍进行盗窃,钱没有失窃,朱令的洗漱用品不翼而飞。

程久和告诉朱令父母:“好像不是为了偷钱,因为地上散落着很多钱,有硬币有钞票,而且夹在书里的钱也没有丢失。”

朱令的母亲问道:“那丢了什么东西?”

程久和道:“其他同学都没丢东西,唯独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

朱令的父亲看了老伴一眼,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他对程久和道:“我们放假前就提醒过,居然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程久和交给朱父一张“朱令个人物品清单”,朱令父母看了又看,注意到上面缺少一些东西,便问程久和。程久和道:“我再了解一下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杨苏芬拨通了朱令父亲的电话,道:“朱令的杯子是不是不锈钢的?”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说:“孙维(朱令的室友之一)在床底下给找到了。不知怎么,掉到床底下了。”

这杯子平时放在窗前桌上,是不锈钢杯子,沉甸甸的,带着一个把手,看样子不可能滚到床底下,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扔进去的。

经过确认,朱令丢失的个人物品有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水杯(后来被孙维从床下找到)。后来,有人想起:朱令第一次中毒,铊可能就在眼镜液或洗发液等处。由于铊可以麻痹视神经,朱令那时发病去同仁看过眼睛。

这一“盗案”,仔细清点下来发现:宿舍里的人一分钱没丢,朱令本人分别放在3处的六百多元钞票和一百元的饭票也都留在原处。洒在地上的钱不是宿舍人员原有的钱,只是有人故意施放的障眼法。由此可见:

暗中有人动手脚,谁知欲盖却弥彰。

各位看官,朱令发病那么久,为何直到确诊才有人想起处理朱令的私人物品?

有人分析:此前一直没有查出朱令病因,不会有人想到是投毒,也就不会有人去检验她的私人物品、处理相关物品,如果人们发现朱令的洗漱用品少了什么,反而容易产生怀疑。

另外,处理物品时万一被人看到,更加不妙。及至4月底,凶手突然听说查出了病因,才紧张起来,一想到朱令的私人物品可能还残留有铊,必须赶在警察到来之前,销毁这些证据,于是就有了这蹊跷的“盗案”。可叹:

应预防时须预防,先知落雨早绸缪。

为了解案情,负责此案的警官林祥庆专门找来资料,了解到“铊”是一种剧毒化学品,其毒性仅次于氰化物。在国家《极毒物品级分类与品名编号》中,铊与氰化物同为A类。由于铊是不易获得的剧毒品,这种投毒案,查清毒源就是破案门径。

办案警员还了解到:“在北京,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朱令本人不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其家人和亲朋也没有接触过。极可能是有人给朱令投毒,而谁能弄到铊,谁就有可能是投毒之人。而且此人能不被怀疑地出现在朱令身边,应该是朱令的熟人。

杨苏芬向相关的老师和学生了解情况,随后与林祥庆汇总,作出分析。

林祥庆问道:“朱令是什么样的学生?”

杨苏芬道:“很聪明漂亮,身体素质不错,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她交游广泛,社会活动多,热衷于学校文艺社团活动,在社团的时间多,在宿舍的时间少。即使是在第一次生病后返校期间,朱令也仍然每天去文艺社团的宿舍楼煎药。”

林祥庆问:“有谁同她有仇吗?”

杨苏芬道:“没听说。若是有仇,八成是因她太优秀,有人嫉妒。她上化学实验课时总是第一个做完实验,然后举手报告老师,一些同学有点看不惯。”

林祥庆又问:“学生中有谁可能接触到铊?”

杨苏芬道:“他们班有一个女生,跟着指导老师做实验,有人说她是唯一接触到铊的人。”

林祥庆问:“其他同学有没有可能接触到铊?”

杨苏芬道:“据说不可能。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化学品柜管理很严格,进入实验室要登记;这种剧毒品专门锁在一个柜子里,两把锁,两个老师各有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到场才能打开柜子。”

林祥庆问:“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杨苏芬道:“孙维。”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学校女生宿舍有楼长全日值班,不许男生随便进入女生宿舍,投毒人只能是一名女性。”

林祥庆问:“孙维住在哪里?”

杨苏芬道:“与朱令同宿舍。”

林祥庆不动声色把这个名字记在本子上,名字旁边划了3个重重的感叹号。他在想:“这些情况,不知是否准确无误。”他清楚,对待人的言词证据,需要格外谨慎,若非仔细核实,不能轻信。有道是:

不须一向随人语,须信人心有是非。

且说这孙维是北京人,家世不凡。她平时心直口快,爱开玩笑,出言尖利,但与朱令关系甚洽。二人都是北京人,她们的父亲还在同一单位工作。朱令出事之后,孙维和她的父亲还到医院看望过朱令。按说孙维和朱令并非仇家,没见有什么冲突,她怎会是下毒之人?

朱令同宿舍有4个女生,朱令的3种丢失物品并没有放在一处,水杯放在窗前桌子上,洗发液放在进门右手床架上,隐形眼镜小盒放在进门左手公用架上,和其他同学物品混放。

宿舍内其他女生也有洗发液、浴液,也不只朱令一人戴隐形眼镜,但此案只有朱令中毒,投毒之人一定熟悉朱令的私人用品。这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就出在朱令宿舍。

这间宿舍另外3名女生,一个姓金,一个姓王,还有一个就是孙维。常来这间宿舍的还有一位姓高的女生,住在隔壁,另一位姓李的女生,住在同一层。

既然校方提供的情况是唯一接触铊的就是孙维,她有作案的便利条件,不能不将她列为重点嫌疑人。正是:

行为有故,事出有因。

这一年夏秋时分,警方来到朱令父亲单位调查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他们在同一单位工作,调查结果是,双方都否认存在矛盾。朱令父亲问起案件的进展,林祥庆道:“有眉目了,只剩一层窗户纸。”

可转眼又过了一年,朱令父母等得焦急,来到派出所了解案件进展,程久和告知:“已经有了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这一年春节前,林祥庆对朱令父母道:“难度很大,我们还在努力。”

过了些日子,杨苏芬告知朱令父母:“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

朱令父母问:“什么侦破行动?”

杨苏芬道:“暂时不方便透露。”

这一年3月,朱令家人意识到朱令原来所在的班级即将全部毕业。想到此后证据更难获得,便上书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要求收集人证。局长看了这封信,指示办案民警抓紧时间办理。可喜这一次:

竹帘掩影无人见,门外忽闻下子声。

4月里的一天,警方正式传唤孙维,对她进行讯问。

在讯问中,林祥庆问:“你和朱令关系怎么样?”

孙维道:“我俩都是北京考来的,关系不错。”

另一个警察问:“你也参加了清华民乐团?”

孙维道:“是朱令介绍的。”

这警察道:“有人说,你们练习的都是古筝,朱令的水平高,你不可能有演出的机会。”

孙维道:“朱令弹的是古琴,不是古筝,也参加中阮伴奏。我根本没学古琴,进了民乐队才开始学习中阮。中阮只是伴奏乐器,民乐合奏的时候,几个人一起上台,不分主次,用不着争抢登台的机会。”

她又补充说:“我在大学三年级时,便因功课紧张主动退出民乐队,没有参加一二·九的排练和演出。民乐队有我参加活动和退队的记录,很容易核实。”

林祥庆点头,忽然又问:“你何时知道朱令中毒的?”

孙维道:4月底,北大一名同学来到我们宿舍,告诉我们说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舍友都知道了。确诊之前,我让我妈帮着分析。她是医生,我把朱令当时的症状告诉我妈,让她帮着分析和打听,我妈当时还说,可别是‘红斑狼疮’。这个情况,我舍友都知道。”

林祥庆又问:“你是不是全班唯一接触过铊的学生?”

孙维道:“能接触到铊的,不可能只有我一人。我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放在桌上的。”她还提到,当年清华大学一共有7个人可以接触到“铊”,其他几个人,分别是两名教师、3名女研究生和两名本科学生,其中包括一名男生。

八个小时之后,警方仍然得不到孙维的供认,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孙维道:“我希望你们能尽快破案,下毒的人,一定和朱令有深仇大恨,要置人于死地。我没有理由害朱令。我从不小肚鸡肠,更谈不上好嫉妒。朱令出事后,有人怀疑是我下的毒,我也成了朱令案的受害人。我比任何人都想将真凶绳之于法。”

林祥庆让孙维在笔录上签字按指印,然后拨通孙维父亲的电话,让他把孙维接回家。这次讯问,警察没有获得对孙维不利的证据,事情变得一筹莫展。正是:

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

第二年仲夏,公安机关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解除孙维采取的强制措施,将案件登记为“结案”。

朱令父母一直不知道此案已结。他们询问时,得到的答复是“正在调查”。

这一等,倏忽过了10年,朱令父亲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申请当日被受理。

18天过后,市公安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发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后来,朱令父亲才听说该案已于案发4年后结办。

5年以后,朱令父母委托他人再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方面寄送《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结办”朱令案的事实材料依据、规范性文件依据及相关程序文书资料等。

北京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回应称,当年“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曾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但由于“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并否认警方侦查工作受到干扰。

不过,朱令父母不相信这一说法,认为此事侦查有蹊跷,岂不闻: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孙维虽然毕业,也有不少烦恼。起初,学校拒绝发给她毕业证,几经交涉,才拿到毕业证。她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工作中,有安排要去国外培训,办理出国手续时,她被告知自己仍是朱令案件的嫌疑人,因此不得离境。

千禧年,孙维委托律师,在北京邀请多名法学专家论证是否应当解除孙维犯罪嫌疑人身份。

论证会上,律师介绍道:“据了解,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到实验室帮老师作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做实验的时候,同学们互借仪器药品也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即使在朱令中毒确诊后也没有太大改善。”

孙维毕业前,为证明其他人也具备投毒条件,她的哥哥借了一部家用摄像机,在白天工作时间,只身一人到化学系实验楼。

他先后进了几个实验室,还从其中一个房间的实验台上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在镜头前展示后,把它带出实验楼,拿到外面草坪之后,又送回原处。

这整个过程都被拍摄记录下来。此后又重复了几次,每次都无人过问。

专家们看了一段视频,相信到实验室拿到铊试剂瓶子,未必只有孙维有机会。这些专家出具了一份论证意见书,指出认定孙维是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不足,应当解除其嫌疑人身份。北京市公安局接到这份意见书之后不久,果然解除了对孙维人身自由的限制。

几年后,孙维去了美国,改了名字,远离过去的是非。正是:

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

朱令父母认为,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了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便将协和医院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近八十万元”。

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东城区法院判决一审判决协和医院胜诉。

朱令父母上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该单位出具了新的鉴定意见:“(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十万元。

经过十年多的康复治疗,由于铊中毒损伤过重,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了严重后遗症,至今朱令的生活无法自理,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饮食起居。

各位看官,投毒案乃歹人暗中所为,神不知,鬼不觉,最难侦破。随着时间的推移,朱令同学皆如秋云离散,此案恐再难有水落石之日。然而,朱令仍在饱受铊毒后遗症折磨,已成废人,那歹人却逍遥法外,如今思之,怎不令人浩叹?

这一故事,不知道是否还有后续情节,时间迁延,也许难有破案机会。想起这个,不免令人心内郁结。在下说到这里,已经不忍再说下去,想起唐朝僧人护国的一首诗,便索性以此诗做结,诗曰:

 

出谷入谷路回转,

秋风已至归期晚。

举头何处望来踪,

万仞千山鸟飞远。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基于真实事件的文学写作,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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