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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号案的回响

2020-06-18 08:48: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于亮

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涉案人员并非美国公民,主要的腐败行为也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外。在全球公众对国际足联丑闻一片哗然之余,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司法体系可以监管外国人在域外的行为感到忧虑

2015年,瑞士警方配合美国政府在瑞士逮捕了正在参加会议的数名国际足联高管,并将其引渡到美国接受刑事审判。美国司法部公布了长达161页的起诉书,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在起诉书中,美国司法部对国际足联高管的主要指控是,他们违反了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从事受贿、敲诈和洗钱等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涉案人员并非美国公民,主要的腐败行为也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外。在全球公众对国际足联丑闻一片哗然之余,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司法体系可以监管外国人在域外的行为感到忧虑。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道:“国际足联官员不是美国公民。如果某个事件发生了,但并没有在美国的领土发生,这就跟美国没有一点关系。这显然又是美国试图将其管辖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的举动。”

在起诉书中,美国司法部就管辖权问题给出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涉案人员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接受贿金,而转账银行的服务器设在美国纽约。第二,部分嫌犯在美国本土参加了一些决定营销和转播权归属的谈判,在这些会议中讨论到了回扣问题。

美国提出的管辖权依据主要是效果原则,即犯罪效果及于美国。该原则虽未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但也没有被明确禁止。这与1927年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遇到的情形极其相似。

法国籍轮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与土耳其船舶“博兹-库特号”碰撞。“博兹-库特号”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当“荷花号”抵达土耳其港口时,土耳其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对“荷花号”涉事船员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此事引起法国抗议,法国主张,公海碰撞案件的刑事管辖权专属于船旗国,因此,法国享有对法国船员的排他管辖权。土耳其则主张,其有权基于被动属人原则(被害人是其国民)确立刑事管辖权。

然而,被动属人原则在彼时并未获得广泛认可,即使时至今日其法律地位也备受质疑。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被动属人原则的内容,但将“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作为被动属人原则的例外,使行为人可以合理地信赖行为地法律。

在荷花号案,国际常设法院首先肯定,一般而言,国家可以自由地立法调整领土外的人或事,只要国际法没有明确禁止。事实上,迄今为止,国际法中并无明确禁止国家建立域外管辖权的一般规则。

不过,国际常设法院接着指出,域外刑事管辖权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犯罪与刑罚事项和国家主权密切相关。于是,国际常设法院提出了域外刑事立法管辖权是否仍然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推定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国际法没有明文禁止,国家就可以自由确立域外刑事立法管辖权,而国际法的现状恰恰是缺乏禁止性的规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便国际法缺乏禁止性的规定,国家确立域外刑事立法管辖权仍需以得到国际法的正面授权为前提。

国际常设法院虽然在1927年提出了上述经典问题,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正面回答该问题,而是基于其他理由对荷花号案作出判决——将公海航行的船舶视为船旗国领土的延伸,因而认为土耳其可基于国际法广泛认可的属地原则(犯罪结果发生在土耳其船舶,相当于发生在土耳其领土)行使管辖权。后续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也未对上述问题进行直接回答。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法律真空,给美国滥用权力扩张刑事立法管辖权带来可乘之机。

对国际常设法院选择沉默的一种可能解释如下:国际常设法院提出了疑问,但又没有明确否定疑问,这本身暗示国际常设法院倾向于域外刑事立法管辖权仍然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推定。这种解释无异于授权国家任意确立刑事立法管辖权。按此逻辑,国家可对一切犯罪进行管辖,甚至可以将“普遍管辖原则”扩展到普通刑事犯罪,这不仅与国际社会存在的国家反对他国滥用刑事管辖权的现实相悖,还容易导致个人生活在随时可能遭遇刑事处罚的不确定环境中。因此,上述解释并不可取。

另一种解释似乎更加合理:既然刑事管辖权相较民事管辖权具有特殊性,就不能简单地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推定,因此国家的域外刑事立法管辖权并非任意的或自由的;国际常设法院之所以没有正面回答,是因为彼时的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国家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实践尚不充分,难以归纳出各国均接受的刑事立法管辖权的原则或标准。

事实上,关于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国际法传统论述,关注的是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如何在国家间分配管辖权,而忽视了对人权因素的考量。在前述国际足联事件中,瑞士(犯罪行为地国家)并未反对美国对国际足联高管进行域外刑事管辖,甚至配合美国政府逮捕犯罪嫌疑人,如果按照传统的国际法路径,美国不存在国际不法行为或至少不需要承担国家责任,因为受害国已同意美国的行为。然而,传统国际法路径只考虑政府间的权利义务,忽视了被告人对公正审判、正当程序的诉求。从保护人权的视角来看,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实际行使不应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否则就会使全球居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当然,一国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是否超越被追诉人的合理预期仍需结合案件事实进行具体判断。笔者认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应将举证责任施加给主张管辖权的政府。如果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能够证明行为人已经预见其行为将被他国法律体系评价为犯罪,那么仍可否定行为人对行为地法律的信赖,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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