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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科进士赫善心氏”在青岛

2020-05-21 08:36: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林海

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张之洞去世后,“礼教派”在论辩中正处于下风时,劳乃宣读到了赫善心评注并作序的《德意志帝国新刑律草案总则》一书。赫善心在该书序言中简短探讨了一下法律政策的问题,由于主旨与“礼教派”的立场一致,因此引起了劳乃宣的重视

 

青岛铁路分局机关的办公大楼离火车站不远,位于贵州路与朝成路丁字路口的西侧,背靠青岛铁路医院和十二中学。大楼的造型简洁而对称,构成一个U字形,环绕着中间的一个大花园,几株高大的槐树、梧桐、银杏和松柏错落其间,葱翠茂盛,清静幽雅。

主楼的正中是顶部呈圆拱形的双推大门。大门两旁各有一尊铜狮,伏在约半人高的雕饰着精美花纹的汉白玉基座上。右边狮子的旁边竖着一块铭牌。上面镌刻道:德华高等学堂旧址建于19071912年,德国三段式近代建筑,建筑面积1758平方米。为中德合办专收中国学生的高等学校,德国人任校长,中国官员任学监。学校设医学、政法、农林、机械4个系,是青岛最早的高等学校。

如果不是这块铭牌,来往人们可能不会知道,这里一百多年前曾是近代法学教育的重要基地。20世纪初,借西学和新式人才以求振作的局面已经彻底明朗。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斯趁机提出在青岛创办大学的计划,称可使有志留学但财力不逮者,在本国内学习各种新学知识。清廷学部认为“用意甚善”,表示支持。德方遂派汉学家奥托·福兰阁来华谈判。清廷这边由张之洞出面,具体事宜则由工部员外郎蒋楷负责。

1909年,双方达成了《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十八条。学堂分法政科、医科、工科和农林4科。其中,法政科设有国际公法、各国政治学、行政法、度支律、路政律、国民经济学、理财学等。法政科学长(即现在的法律系主任)由胶澳帝国高等法院的前任法官库尔特·罗姆伯格担任。

不过,该校最“出风头”的教师,还得属赫善心。19036月,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过一年实习,他被维也纳高等法院任命为候补法官。不过,他更愿意从事研究,190412月,他来到柏林,在李斯特的犯罪研究所工作。巧合的是,后来当赫善心在青岛因写下《中国新刑律论》卷入“礼法之争”论战时,站在他对立面的冈田朝太郎,竟然也在李斯特门下学习过,算得上是赫善心的同门师兄。

在柏林,赫善心专心准备教授资格论文申请答辩。答辩程序尚未走完,他便接到德国海军部的委托,赴中国担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法律讲师。他在中国一共度过了三个学期,开设了一般法律理论概论、国家法总论、国际法、刑法、国民经济概论、哲学入门等课程。在此期间,赫善心还撰写了《法哲学的前思考》等文章寄回德国发表。他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汉学家卫礼贤翻译成德语出版的《道德经》写了一篇序。

然而,与中国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还是他在青岛所撰写的《中国新刑律论》以及与蒋楷就此问题进行的谈话记录,即《德国法科进士赫善心氏与蒋员外楷问答》。此时的蒋楷担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总稽查,并为法政科学生讲授中国法律。不过,蒋楷的另一个身份,是礼法之争中“礼教派”成员。

当时,冈田朝太郎草拟的《大清新刑律》引发争议。反对者为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支持者为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1909年,张之洞去世后,“礼教派”在论辩中正处于下风时,劳乃宣经蒋楷介绍,读到了赫善心评注并作序的《德意志帝国新刑律草案总则》一书。赫善心在该书序言中简短探讨了一下法律政策的问题,由于主旨与“礼教派”的立场一致,因此引起了劳乃宣的重视。

1910年秋天,劳乃宣给赫善心寄来了一册文章汇编,收录的都是修律馆的相关人员所撰写的关于中国新刑律草案一些重要问题的文章。劳乃宣请求赫善心就两个他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发表专业意见。因为围绕这两个问题,两派争论得不可开交。应劳乃宣的请求,赫善心撰写了《中国新刑律论》,并与蒋楷进行了有关立法与民族传统的讨论。蒋楷得文后,携译稿来京,劳乃宣印刷200本,广为传播。“法理派”则以《董科员青岛赫教习说帖驳议》等檄文针锋相对。

一边是在“礼法之争”中当了“洋枪”,另一边,赫善心自己在青岛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1910年夏天,他联合5位教师向校长格奥尔格·凯贝尔提出,要求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对德国胶州总督府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凯贝尔校长则不以为然。同年冬天,或与“教授治校”的上书有关,德国海军部解聘了赫善心和另外一名上书教师亚罗西。

赫善心与妻子被迫于191124日离开青岛,3月,赫善心回到柏林。4个月后,通过了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资格答辩,成为了一名编外讲师。

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赫善心想念中国。他在家里建了一个中国室,里面放着他从中国带回来的瓷器、刺绣等物品。他还让卫礼贤从中国给他寄一个长形宫灯用于装饰。卫礼贤告诉他说,蒋楷以及他的中国学生想念他。赫善心对此非常开心。

但他的健康受到了青岛履职不顺的影响,特别是头部神经疼痛的问题。回到柏林,答辩的压力和经济压力让他头痛加剧。

19111010日,赫善心给卫礼贤写信,说思绪经常回到青岛,同时也透露了可能要卖掉一些中国藏品以缓解经济压力的想法。持续的病痛和经济窘境终于压垮了赫善心。1912年年初,饱受病痛的赫善心用手枪终结了自己沉重的生命——这一年他才32岁。谁能想到,两年前他还以“德国法科进士赫善心氏”之名,在遥远的东方被讨论个不休。

赫善心去世的消息传到青岛时,青岛高等学堂的《中德法律报》正将19123月这一期交付印刷,里面恰好有赫善心的一篇文章《论三权分立》。于是编辑为此文加了一段按语:赫善心博士是德华高等专等学堂的第一位法学讲师,他在去职后仍然挂记着他以前的学生。他最先愉快地赞同本刊并通过切实的工作促进本刊的发展。

今天,路过贵州路与朝成路的人们也许不会相信,这方方正正的青岛铁路分局机关的办公大楼里,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出没过那样的人。当然,这一切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早已被遗忘得没了痕迹。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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