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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换人生”之困

2020-05-21 08:34: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罗浏虎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博士生

 

两个婴儿的人生被换了剧本,不少媒体将这称为“错换人生28年”。实际上,无论国内外,类似的抱错婴儿、混淆拟移植胚胎的案例并不鲜见。更令人唏嘘的是由此发生的法律与人情争议

 

“肝癌晚期!”接过诊断单的那一刹那,江西的姚先生不由自主地颤抖,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却遭此大劫。更令人崩溃的是,决定“割肝救子”的母亲却在进行肝移植检查时惊讶发现,自己与姚先生的血型不匹配,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原来,在28年前,同在开封淮河医院生产的杜女士也诞下男婴,而因为医院的过错,婴儿被抱错了。

自此,两个婴儿的人生被换了剧本,不少媒体将这称为“错换人生28年”。实际上,无论国内外,类似的抱错婴儿、混淆拟移植胚胎的案例并不鲜见。更令人唏嘘的是由此发生的法律与人情争议。

197837日,在俄罗斯一家妇产科医院,4位产妇同天诞下孩子。对于这家规模甚小的医院而言,这是很少见的。医生们似乎也沉浸于喜悦之中,而有人忙中出错,忘记给那4位新生婴儿佩戴铭牌。这个细节很致命。

当产妇丽玛与尤利娅兴高采烈地抱着孩子离开医院时,她们并未察觉各自抱走了对方的女儿。金发蓝眼的韦罗妮卡逐渐显露与丽玛不一样的生理特征。丽玛慈爱地开玩笑,肯定是在医院抱错了别人家的孩子。丈夫阿纳托利却对此心生疑虑,暗自揣测妻子可能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不幸的是,韦罗妮卡在两岁时患上了一种丽玛与丈夫的家族未曾有过的遗传病。这加深了阿纳托利的疑窦,导致家庭失和。有一天,丽玛惊讶地发现丈夫正拿着枕头使劲捂韦罗妮卡的脸。丽玛全身发抖,赶忙把手中的烫熨斗扔到丈夫身上,并厉声道:“如果你再碰我的孩子,我一定跟你拼命。”最终,两人离婚。

另外一个被错抱的女孩坦妮娅却幸福得多。尽管坦妮娅也被自己与父母迥异的外表所困扰,然而一家人都对坦妮娅宠溺有加,也没有人怀疑母亲的忠诚。

不过,两位母亲都认为,女儿永远是自己的女儿,即使是基因测试所发现的身世秘密亦无法改变这种感情。丽玛说:“所谓母亲,是指把你抚养长大的人,而不仅仅是生育你的人。”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在另外一个错抱婴儿案件中,露西娅却没有那么走运。1987年,俄罗斯的铁路官员卓娅·图加诺娃诞下女婴,而直到30年后,她才发现孩子被错抱了。更令她心疼的是,她给自己错抱的女婴丰衣足食的生活,而自己的亲生孩子露西娅却不得不沿街乞讨。13岁时,露西娅的养母酗酒而逝,养父沦落为杀人犯,她便被“扔”到了孤儿院。

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三对夫妇选择在一家生育诊所进行试管婴儿培育,而这却让他们陷入噩梦的深渊。三对夫妇的胚胎被诊所混淆、错换了。安妮·马努基扬与阿肖特·马努基扬夫妇便是受害者之一。诊所为安妮·马努基扬植入了他人的胚胎,导致试管婴儿培育失败,而安妮·马努基扬的胚胎却被植入他人之身而产下男婴。安妮每日以泪洗面,不无心疼地自喃自语:“我从未抱过他,没有为他怀胎十月,也没有体会过他在肚子里踢我的感觉。”

更令马努基扬夫妇气愤的是,诊所极力隐瞒错换胚胎的事实,也拒绝告知其生物学上的孩子的下落。马努基扬夫妇向法院提起人身保护之诉,要求获得自己儿子的监护权。令其稍感安慰的是,法院支持了马努基扬夫妇的监护权请求,并找回了自己6个月大的孩子。

无疑,这些错换婴儿、错植胚胎事件都是悲剧事件,而在处理这些悲剧时却会遭遇许多障碍。更令人感到沉重的是,这些难题不仅涉及法律,更涉及道德、生死。

在姚先生与淮河医院进行赔偿沟通时,便存在不少分歧。例如,如何界定医院的责任?淮河医院承认,抱错婴儿的责任在院方,肯定要承担这一责任。对于如何追究医院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开封卫健委回应称已经过了追究时效,而最终如何处理尚无定论。

再者,如何证明罹患重病与医院过错之间的因果关系?医院认为,二者没有直接关系,何况那时国家还未将接种乙肝疫苗规定为强制义务。姚先生认为,生母的病历存在瑕疵,而乙肝表面抗原检测单也被弄丢了。生母生产前便患有乙肝,如果没有发生错婴事件,自己就会接种乙肝疫苗或采取其他治疗措施,或许就不会导致罹患肝癌的恶果。

此外,如何抚慰受害者的精神创伤?医院认为,按河南省和开封市的规定,精神抚慰金一般是最高每人5万元。从司法实践上看,这个标准似乎不低,但是相较于心灵创伤而言,再多的金钱也难以弥合这个疤痕。有人认为,这体现了法律无力的地方。

在谈到医院与姚先生在医疗费、生活费承担上的分歧时,淮河医院医患关系科主任张鹏说道,“我们是一家公立医院,是国有资产,每一笔费用都需要有理有据。在因果关系还没建立的前提下,你就叫我们完全承担,我们不是不给,但是要依法依规”。

这番话语听起来合法不逾矩,但却让人感觉不合乎人情。国有性质或者国有资产远非医院用来搪塞责任问题的“免责金牌”。在国家践行依法治国战略,平等保护国有与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背景下,这种“免责金牌”心理显得落伍而自大。更何况,医院所面对的是普通的老百姓。

此外,医院同意“借支”一定的治疗费,条件是姚先生等6个当事人必须在528日前,共同向侵权结果发生地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医院解释称,之所以限定时间、限定地点打包起诉,是为了让姚先生尽快走司法程序,治病救人。从法理上说,就诉讼管辖而言,姚先生享有自由行使诉权的权利,而医院的这番“建议”无疑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笔者认为,在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时,实在需要多点人文关怀精神。法律并非无力,而是在适用法律时,不能忘记法律所反映的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除了法律,我们还需要掂量道德的重量,以肩负起医院的社会责任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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