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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审判中的翻译人

2020-05-14 09:37: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清代官员汪辉祖常鼓励百姓旁听审讯,据称在他审判时常有三四百人,包括外地商人都来旁听审判。翻译如果作假,则可能会被百姓当场揭发

 

沈玮玮 秦璇

中国古代实行任官回避制度,为官者多非本地之人,不通当地方言自然是常事。虽然历代都有官话(普通话)作为沟通的基础,但并非常人所习,不经过系统训练很难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必须依赖翻译人才能治理一方。尤其是在审判活动中,更是需要与当事人当面接触,总有语言不通、需要翻译的时候。因此,中国古代审判早已有翻译人的参与,翻译人又被称为译人、译语人或通事。

翻译人的选择范围

中国古代地方政务大多依赖胥吏。胥吏当熟悉本地民情,多为本地招募,且被地方权势长期垄断。即使国家规定了胥吏的任期,多数人仍然会运用各种手段连续任职,或由亲属顶替,致使“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

胥吏成了沟通地方权势和官员的媒介,自然是翻译人的合适人选。尤其是书吏,既精通文墨,又谙熟民情,时常陪伴在官员坐堂问案左右,以把控审判。

明清之际,百姓诉讼不得不求助于代书人或讼师,他们亦可作为翻译人。加上地方审判通常调解结案,这些充当翻译人的胥吏和诉讼帮助人便容易充当居间调停人从中说和,对于地方官员的施政是再好不过了。

涉外审判则不得不依赖于翻译人。唐代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和中书省均设有一批专职的译语人,这些译语人大多出身于少数民族或是外国人,并非以司法翻译为主业。

到了明清,涉外审判以外交便利为原则,或赦免或交由他国处理。因此,翻译人主要是准确向当事人传达中国律法和官员的态度,而非翻译案情,这就很难保证翻译的水平。

在广东十三行时期,外商到岸后,除贸易各项例行事务可直接与粤海关接洽外,其他交涉事务须通过行商办理,一般不许直接面见官吏。因此,外商自带的使节不再担任通事,多由本地通事担任。为了正确传达国家律法和官方态度,本地通事均由粤海关总督发给执照,且须在行商的担保下负责与外商、官府和行商之间的联络事务。

审讯外国犯人时,由通事现场充任翻译。不过,这些通事大多“现学现用”,操着一口蹩脚的“广东英语”,大多数不能听懂两个外国人之间的口语交谈,他们的英语知识来源于本地的中国教师。这样的翻译水平实在是令人堪忧。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可以准确翻译,又很可能因为中外礼俗不同而触犯朝廷,反倒会牵连通事。于是,通事在翻译时便会察言观色,甚至不惜篡改,只图保全自己。官员何尝不了解通事的这些伎俩,但因多数案件最后都是经外交途径解决,大体上早有决断,审判只是走个过场。

翻译人的责任规制

为了杜绝翻译人利用翻译之便徇私枉法,早在西汉就有相关律法制裁翻译造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规定:“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

隋唐之际,国际交往频繁,翻译人多出自于少数民族或外国人,翻译人时常会利用翻译之便徇私枉法。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论译语人状》真实记载了唐人对待胡人翻译的办法:“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也即尽可能采用多名中立的翻译人互相监督,且在翻译的司法文书上签字画押,留作追责的证据。

《唐律疏议·诈伪》“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条规定:“诸证不言情及译人作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两等,译人与同罪。”即便是在罪犯刑名未定,尚未判决之际就已经发现译人翻译不实的话,则按照“不应得为”罪之,该规定一直沿用到清代。

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翻译更加频繁,译人利用翻译之便行不轨之事常有之。南宋洪皓《松漠纪闻》就披露了金代翻译人的恶行:“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人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

金章宗之际的翰林修撰杨庭秀亦曾言:“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为了确保翻译准确,金代加强了翻译人的监管:“令译史不任事者,验已历俸月放满,别选能者。”

元代更进一步,在礼部下设会同馆负责通译事务,地方皆设专职翻译人员,并明确了翻译责任:“诸译史、令史,有过不叙,诈称作阙,别处补用者,笞五十七,罢役不叙……蒙古译史,能辨出诈伪文字二起以上者,减一资升转。”

可有可无的翻译人

州县通常允许当地百姓听审案件。清代官员汪辉祖常鼓励百姓旁听审讯,据称在他审判时常有三四百人,包括外地商人都来旁听审判。翻译如果作假,则可能会被百姓当场揭发。不过,因明清正式官员数量严重不足,胥吏成为政务运转的关键,故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通过百姓听审来监督翻译的作用甚微。

实际上,翻译的准确与否并不会对审判产生多大影响,监督就显得大可不必,翻译人的社交能力而非翻译能力才是官员审判所看重的。在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的古代中国,官员多把审判当成行政,尤其是对待语言不通的化外之民,更要以道德教化而非依法审判的形式说服教育。于是,翻译的核心功能就落在如何传达官方态度,而非认真对待两造之呼声。因此,官员担心的并非翻译的质量,而是翻译的态度。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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