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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视角下的个人隐私保护

2020-05-14 09:20: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易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职能会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张和加强,这也是为了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各级政府在调查、收集、统计以及公开发布疫情信息的过程中,必然涉及敏感的公民个人信息,甚至是隐私信息。如何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何在调查、收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处理好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本文将从疫情防控的视角,结合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思考和探讨。

个人隐私的概念及范畴

在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中,个人信息正在成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基础资源。出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需要,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个人信息不被非法公开和披露。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政府管理部门为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需要,收集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比如,民政部门保存的个人婚姻登记信息、教育部门记录的个人学历信息、公安机关保存的个人犯罪记录、交警部门登记的个人车辆信息等。与此同时,金融部门掌握着个人的收入和存款信息,税务部门拥有全部的个人纳税状况信息,国土部门记录着个人的不动产信息。

人们开始关注和保护个人隐私,是源于近些年来不断涌现且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买卖,个人隐私被肆意曝光,隐私权日益受到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了公民的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侵犯了公民的以上权益,将承担侵权责任。

在中国,有学者定义“隐私,又称为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还有观点认为,隐私是指与公众无关的纯属个人的私人事务,不仅限于与人格和私生活有关的信息,还包括私人的社会文化活动、参与团体组织等与他人交往的私人活动空间以及有关私人的一切信息;公开后会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当事人是否愿意公开的个人信息。全国人大正在审议当中的民法典(草案)将隐私定义为: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而在这次疫情中被要求报告的个人病情、旅居史、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通常被看作个人隐私,不会与他人分享,更不愿意公开。

目前,法律界普遍理解的个人隐私权,包括以下法律概念对个人隐私进行的逻辑限制:一是个人所有的,二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即自然人仅对其本人所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享有支配权;而对于不是其本人所有的、不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则个人没有支配权。

有关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对于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规定分散在多个法律法规的条文中。比如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何为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也就是说,政府信息既包括行政权运作的信息,也包括行政权运作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即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因此可以认为,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属于“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的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设置了救济途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搜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各级政府的很多做法,包括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公开,主要依据的是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组织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本法规定登记的危险源、危险区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次重大疫情当中的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都可以被看作危险源,而确诊病人曾经出入的场所则可以看作是危险区域。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同时要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

传染病防治法还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

一些政策性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中,也对保护个人隐私有非常明确的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中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也明确要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信息,依法确需公开的,要做适当处理后公开”;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中,“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记录资料,归档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

发布预警信息和疫情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也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信息应当尽可能地公开,而个人隐私则应当给予保护。

但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是隐私,比如,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微信号码、QQ号码等就不应该算是隐私,这些信息有利于正常的社会交往,被他人知悉后不会对主体的人格尊严或精神利益造成直接损失或侵害。

当然,这类信息应当是信息主体主动提供给他人的,若是陌生人从非法途径获得这些信息,并为其商业利益或者商业动机滥用这些信息,对信息主体造成的生活不便或精神损害,则需要法律手段加以制止或制裁。

如果所有的个人信息都被当做隐私加以保护,虽然能够有效遏制侵害个人隐私权的行为,但是僵化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也可能束缚经济的发展,妨碍技术的进步,挫伤行业发展的积极性,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阻碍。

律界普遍认为,个人隐私权只有在符合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内才会受到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这是各国立法所共同遵循的准则。

为了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中固然要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权,但一旦发生国家或公共利益需要时,个人利益当然地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利益。

依法依规,方能行稳致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形势下,法律从来没有缺位。但是政府管理部门在严格执法的过程中,应该多一点人文关怀。

因此,党政机关在制定和发布政策时,应当及时进行政策解读,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和抵触情绪;各相关部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也要做好解释工作。疫情期间,不仅要最大程度地遏制疫情蔓延,挽救患者的生命,也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作者单位:陕西省司法厅)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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