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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高塔”与“广场”之间没有鸿沟

2020-05-14 09:17: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给予尼尔·弗格森灵感的广场与高塔。 资料图

 

“我们分秒都无法与网络断开,断开就意味着死亡”

 

■《广场与高塔——网络、

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周逵 颜冰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王延川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什么是好书?笔者认为,好书有两个形式标准和一个实质标准。

先来看形式标准。一是叙述方式有趣。英美作家一贯的写作风格是“形散而神不散”,多追求素材的紧密相关甚至环环相扣。读者好似行走在旅途之中,起初平淡无奇,然后有点小惊喜。当感觉内容枯燥无聊时,又会有意外的“清凉”收获。读这样的书,只要抱着看沿途“风景”的轻松心态就是了。

《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以下简称《广场与高塔》)作者尼尔·弗格森就是这样出色的作家。他擅长以故事的形式叙述历史,这种娓娓道来的风格让读者不忍释卷。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成为一旦出书则大卖的历史学家,在全球圈粉无数。

第二个形式标准是,讨论主题与读者息息相关。只要有人的群居就会有网络。如尼尔·弗格森所言,网络并非互联网时代的专利,它其实起源久远。只不过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人类与网络的关系最为紧密。

由于我们怀揣智能手机,可以随时与世界联通,尤瓦尔·赫拉利更是在《未来简史》中描述我们与网络的休戚与共,“我们分秒都无法与网络断开,断开就意味着死亡”。因此,描写前网络社会、当下网络社会的种种趣事,展望未来网络社会的发展,肯定会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寻找“广场”

好书的实质标准是有价值,即有不同寻常的洞见。弗格森发现意大利锡耶纳市中心有一座建于14世纪的102层曼吉亚塔楼,“俯瞰”着人群聚集的市政广场。他从中得到启示:历史上存在“高塔”和“广场”两种社会运行机制,前者代表等级组织,如王室、政府、军队、企业等,后者代表扁平网络,如市场、民间结社、社交圈子等。

在《广场与高塔》一书中,弗格森主要讨论的是后者。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虽然内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背后都有强大的网络推动。

在作者看来,虽然人类在上世纪开启了技术网络时代,有了互联网公司谷歌和互联网平台脸书,但网络这种交互形式很早就存在,其历史远早于14世纪锡耶纳市中心的广场。

不过,长期以来,网络的作用却被历史学家们忽视。原因是他们将关注点放在政府档案馆,而官方材料记载最多的则是“高塔”。

为了写出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作者专意从“野史”中发掘素材,在梳理众多名人的回忆录、日记等材料后,他窥见到一片广阔的神奇天地,并带我们穿越时空去了解神秘莫测的光明会、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建构的萨克森—科堡—哥达邦联、伤风败化的剑桥使徒网络、分布全球的推特和脸书,等等。

马丁·路德、伏尔泰、基辛格、索罗斯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善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网络。

基辛格是“广场”型人格的典型代表。他懂得扁平网络的巨大作用,努力结识全世界的重要人士,包括各国政要、商人、媒体甚至娱乐明星。这些人际关系让他成为经久不衰的“常青树”——在80高龄时仍然可以影响世界的政治局势走势。

相反,尼克松是“高塔”型人格的代表,他善于利用民众获得权力。但苦心经营的辉煌权力高塔,最终也难以摆脱坍塌的命运。

孰优孰劣

笔者认为,《高塔与广场》一书的目的是在“高塔”和“广场”二者之间寻找张力,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确立“广场”在社会进步中的实质作用。但“高塔”和“广场”二元划分是否准确,“广场”是否像作者所说的比“高塔”更为有效?

无论何种社会运行模式,都需要权力的推动,只是权力能量的汇集方式会有所不同。

等级组织的权力源于底层节点明示或者默示的授权,权力牢牢控制在组织的顶端,运转逻辑是自上而下推动直至底层节点。而扁平网络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节点,通过自愿合作汇集起来,但最后实施往往会落到某个精英身上。

所以,等级组织和扁平网络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二者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现代政府固然是自上而下的指令系统,但公务员之间也会结成某种扁平的交际网络。而扁平网络内部也有等级,如脸书这个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内部也存在严格的等级阶层。

“高塔”和“广场”的相对关系,可以通过观察最为古老与最为时尚的网络得到验证。

在历史上,中国人注重人际交往,喜欢结成以“己”为中心,以亲疏关系排列起来的“小圈子”。与此同时,中国的等级组织也异常发达,很早就建立了严密的权力运行体系,但等级组织甚少介入由“民”结合起来的扁平网络。

扁平网络是否可以自治呢?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乡土社会这个扁平网络的有效运行依然需要以乡绅为中心。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是朝代更迭,其根源是扁平网络与等级组织的冲突和对抗,最后的结局都是扁平网络获胜。但扁平网络胜利后,马上会转化为等级组织。

2008年,比特币问世。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扁平网络,并预言区块链将取代等级组织,未来人与人之间将以点对点的平等方式实现人际交互。

这种理想设计运作不到10年便出现问题:一方面,比特币要实现六千多节点的验证,共识耗费能量太大,拉低了网络的运行速度;另一方面,比特币虽然节点众多,但真正的掌控者却是极少数的核心开发人员和矿池,这让比特币生态系统开始远离完全扁平化的愿景。

本书是以西方社会为叙事背景,而且材料精心筛选,实现了对作者观点的支撑作用。但作者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的“高塔”和“广场”纳入其中,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论。作为“高塔”与“广场”关系的典型实例,区块链已经出现10年之久,却未得到作者的关注,实属可惜。

书中,弗格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扁平网络比等级组织更为有效。网络之所以跨越千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原因是它符合人性。

弗格森认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被称为“网络人”,他引用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福勒的话:“我们的大脑似乎就是为社会网络而构建的。”他也同意人种志学者埃德温·哈钦斯的观点,认为人类具有“分布式认知”的特点。

这些观点都与西方社会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不谋而合。市场这种扁平网络由于千百万人自发合作互动而自有效率。相反,等级组织依靠指令的层层推进,加上其中的机会主义问题,运行成本明显大于扁平网络。

在西方社会众多的角色中,主角是市场体系。政府这个角色是“必要的恶”,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市场。同时,因为担心政府僭越职权,往往通过法律对其进行限定。这个以市场为根基的社会架构设计由亚当·斯密完成,历经百年从未受到质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得到修正。

再来看契约和企业这一对概念。按照科斯的观点,扁平化市场有交易成本,为了将交易成本内化,等级制企业得以产生,但是,企业内部却存在解决机会主义问题的监督成本。那么,契约与企业哪个更有效率,就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实际情况如何。

如果从追求个人自由角度出发,扁平网络更为有效,但如果要实现规模化效应,或者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如目前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等级组织的动员能力则更为强大。所以,“高塔”与“广场”孰优孰劣,还需要具体和定量分析,更需要大数据作为参考。

重在均衡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处处可见等级组织和扁平网络的身影,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二者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虽然作者未明确表达,但通过几个故事似乎可以推论出这样的观点:社会长治久安需要等级组织和扁平网络之间形成平衡和互补。

如果等级组织的力量过于强大,扁平网络无法发展。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一次相见,引来苏联政府对女诗人的无情打击,阻碍学者之间的横向交往。

在等级组织力量较弱的地方,扁平网络也会畸形发展。如剑桥使徒这个组织由于无人管束,内部出现各种令人咋舌的男女关系。

何谓均衡状态?书中也有一例。教皇在中世纪拥有至高权力,可以随时下令烧死散布异端邪说者,但马丁·路德这个“异端分子”为何幸免于难?作者认为,谷登堡发明印刷术拯救了马丁·路德。

由于路德撰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借助于印刷术在德国全境迅速传阅,形成了路德信徒网络,教皇忌惮民众网络之力,最后放弃对马丁·路德的迫害。

现实状态下,等级组织和扁平网络处于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两者是否达成平衡可以事后观察,却很难事先培养。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家比历史学家要更辛苦一些。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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