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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揽刑死公事”者

2020-05-14 09:15: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夏芒

法学学者


让蔡杭没想到的是,方震霆一案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台督之州,州督之县,县督之巡、尉”,层层督查下去,方震霆本人却依旧“豪横自若”,还曾“拒追不顾”,拒绝接受调查


此前写到“搂揽民争”“撰造词讼”,所谓“兜揽刑死公事”,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升一级。同样吃的是“官司饭”,“兜揽刑死公事”者口味更重,吃相也更无忌惮,不仅在民间“接受白状”,而且“俨如官司”,像官府一样“坐厅书判,捉人吊打”,还“私置牢房,杖直枷锁”,乃至“势焰熏灼”,做出“杀人害人之事”。

南宋诸多“名公”中,较早发现民间有人“兜揽刑死公事”的,依旧是那位长期担任江浙一带提刑官、曾经定义过“哗鬼讼师”和“讼师官鬼”的蔡杭蔡久轩。《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惩恶门”,收录蔡久轩对方震霆一案所作书判,其中详细列举了这位被当地人称为“方阎罗”的“豪强”所做种种恶行。

这篇有关“方阎罗”的判词写得相当生动:蔡杭赴任伊始,刚进入管辖地界,便碰到当地人“遮道群泣”,集体拦车哭诉“阎罗”方震霆一伙“虐害”百姓。继而“累累道途,诉之不绝”,所过经之处不断有百姓“号呼告冤”,向他反映方震霆一伙“横逆武断”“打缚骗乞”“违法吞并”乃至“杀人害人”。拦车者“啮齿切骨,伏地流涕”,护卫者“谕之不去”,难以驱散。蔡杭先后接收了十六份有关状词,将其移交下属,督促所在州县予以追究。

让蔡杭没想到的是,方震霆一案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台督之州,州督之县,县督之巡、尉”,层层督查下去,方震霆本人却依旧“豪横自若”,还曾“拒追不顾”,拒绝接受调查。当督办力度加大,方震霆才“徐徐出官”,但拘押期间竟然“供帐坐狱”,在牢房里置办酒席,大吃大喝,“宴饮自如”。

那些负责管理牢房、鞠讯疑犯的狱吏们,个个“非讫于威,则讫于货”,不是慑于方震霆平日的淫威,便是得了他的好处,被他所收买,对他“声喏趋事”、听之任之而“弗敢问也”。蔡杭下令“追狱吏黥断”,严责承办此案人员,狱吏这才不得不认真对待,“然后具数条不法者申上”,呈报方震霆的一些违法犯罪事实。

方震霆侵害百姓事件查明的有十几起,受害者多达几十位。概括起来,这些事件主要是以“强骗”“欺诈”“拘夺”等手段搜刮民财,扰害百姓。而“兜揽刑死公事”,则是其“扰害柄欛”,也即实施上述恶行的“抓手”。比如,方震霆最常做的,是打着帮助官府查禁“私酒”的名义,将这项本来属于官府执法行为的“公事”,直接“兜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以私酤为胁取之地,以骗胁为致富之原”,胁迫那些有违禁酒令的商户和百姓破财免灾,向他行贿,以求不被追究,了却“官司”。

查禁“私酤”,何以成为一种“刑死公事”呢?这还要从宋代的禁酒令说起。宋代以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官方禁酒,其出发点大多要么是出于防止饮酒伤风败德、引发聚众闹事;要么是出于减少粮食消耗,备战备荒等方面的考虑。

但到了宋代,情况则变得有所不同:宋太祖集中兵权的做法,导致宋初财政需求大增,所以,政府对利润丰厚的盐、茶、酒、香、药等特殊商品都实行禁榷制度。官方垄断造酒,像盐、铁专卖一样,把“酒政”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此控制酒曲生产,禁止私酿,规定了异常严厉的刑罚。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建隆三年三月丁亥……又修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间三十斤,弃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到了南宋,由于宋金开战,军费进而剧增,为保证酒禁政令的贯彻实施,统治者对违令犯禁者惩处更为严峻,告赏法和连坐法甚至导致诬陷良民的事情发生:“至有仇嫌之人,多端架构,以斗升之酒,诬陷良民,迁徒失业,道路磋怨。”

方震霆一类人,正是利用了当时官府查禁私酒的严酷执法氛围,与底层官吏相勾结,从而“豪断取财,不义致富”。从书判中的指陈可见,其具体行为,包括“承干酒坊,俨如官司,接受白状,私置牢房,杖直枷锁,色色而有,坐厅书判,捉人吊打”,也就是以协助官府执法的名义,在民间搜集各种举报,检查各家酒坊,借机敲诈钱财。如果遇到抵抗,就私自抓人关人,刑讯威逼。为了做大自己的声势,方震霆还采取“收受罢吏,以充厅干,啸聚凶恶,以为仆厮”的手段,招募那些因犯错被处分除名的小吏,以及社会底层的流氓地痞,组成私募的“执法”队伍,由此“出骑从徒,便是时官”,摇身一变,打着“公事”的旗号横行乡里,作威作福。方震霆“不吝钱、会,以结有求之吏;不惮殷懃,以结无识之士;不惜宝货,以结无耻之官”,不惜大把撒钱收买有权有用之人,使得“州县猾吏,匍匐归之”。乃至“势焰熏灼”,形成“其财力足以搬使鬼神,毁谤足以欺惑王公”的影响力,达到“世之贤士大夫,亦有畏之者”的可怕程度。

方震霆一案,多名从犯被判重刑,两个狱中包庇他的推吏,也都受到“各决脊杖二十,配一千里”的重判。但对于主犯方震霆,蔡杭却念及其远祖方宣教“在绍兴年间预名贤之数”,是南宋之初的名儒,故而对他适用了“前贤之后,合从三宥”的从轻原则,作出“特与从轻勘杖一百,编管南康军”的照顾。并将其罪错归咎为“子孙不读祖书,罪恶至此”。这种对于士绅阶层的宽宥,竟也与他处置“哗鬼讼师”和“讼师官鬼”时的做法如出一辙;只由于“方阎罗”行为过于乖张出离,并未将他归入“讼师”之列。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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