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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社会精神不该在庸俗文化中沉沦

2020-05-07 07:15: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张建伟

 

“网红现象”和网红公司的运作,实际上是一种庸俗文化流行的表现。这种现象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当下,网红、制造网红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何认识这些现象的成因和影响?近日,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网红现象”可追溯到晚清

法治周末: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红、制造网红现象?

张建伟:网红一词,是网络热词,意思是“网络红人”,指因某种言论、行为、样貌而爆红的人物。这种人物因其极具新闻性而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关注甚至影响于网络之外。

在网络中走红的人物多种多样,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形象;既有因其令人崇敬的言行而红者,也有因引起争议的言论而红者,也有其与特定身份形成强烈反差的言行而红者,也有因其出格乃至“奇葩”言行而红者,不一而足。

我们这里提到的网红,是“网红公司”着意打造的那一类网红,与经济利益的追逐相关。这一类网红,称谓是新的,究其实,是有其历史传承的。

网红和“网红制造”现象可以追溯到古时候青楼楚馆的选美,特别是到了清代,在北京的一些地方,有些文人组织这样的选美活动,对青楼中的人评头论足,分出等次,选出花魁,大家都去捧她。

这种风气影响到娱乐界,娱乐界也有了“选美”。这就出现了京剧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的评选,意在表达对演员表演艺术的社会肯定,也反映了这种评选的经济价值。

这类评选活动,需要借助一定的传媒。大众传媒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使得“一时一地”的评选活动,因大众传媒的助力,影响到全国。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讲出“民国四大美男”。京剧四大名旦等都是晚清民国时代这类“红人”的代表。

古时候直到近代,某些特殊行业出现的这一类评选,与现代“网红制造”或者自然生成的“网红现象”,我认为存在精神上的承继关系。

不同的是,网络新媒体的发达为“捧红”一些人提供了更为迅捷、传播力超强的机制。由于网络的发达,不但出现所谓的网红,而且出现一些推波助澜乃至刻意打造的专业公司。

 

法治周末记者:网红群体构成较为复杂,如何看待网红是否也应分类而论?

张建伟:我觉得网红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生成的网红,一种是刻意制造的网红。

有些网红是“意外走红”的,如大衣哥、犀利哥等,都属于这一类。

君不见,有一位上海的曾经的公务员,就因为长期休假在家,热衷于捡垃圾和垃圾分类,忽然爆红。他之所以走红,是因为在他人眼中他成了“奇才”。“一个捡垃圾的,能跟人侃侃而谈,诸子百家,中西方哲学,很有见地”,这人的言行被人拍了视频弄到网上,就“走红”了。

最近还有一个人,一边吃着面一边大谈股市和国际经济走势,也是被人拍下视频弄到网上,马上就爆红。这些人都是自然生成的网红。

第二种网红是人为制造的网红。这些人一定要通过一些网络操作,背后有团队策划和推动,才能红起来。

这两种形式可能会结合起来。第一种网红虽是自然引起关注,但也需要进一步被“网红公司”加以包装,才能维持热度,于是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专业“网红公司”网红经纪机构。这种专业机构的存在,是因为有一定的社会需求。

有些素人刚红起来时,并没有利益需求,他们的“红”只是应和了新闻学当中的一个规律:人物和行为异常,比如,当大家看到那位上海捡垃圾的流浪汉。

本来是一个头发长长、胡子拉碴的拾荒者,却满腹经纶,这种异常性、差异性就意味着新闻性。他们开始也无意当“网红”。

可是一旦走红,有人就意识到“红”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一些公司就找上了他们,想跟他们签约,把他们打造成“摇钱树”。

无疑,“网红”运作公司纯粹为利益而生。

网红世界并非法外之地

法治周末:您怎么看有很多网红在网上甚至生活中引发争议、甚至引发法律纠纷的例子?

张建伟:在社会生活当中,网红受到很多关注,也就有了“名人”得烦恼,比如“大衣哥”成名后回到自己的乡村,发现自己的生活状态已经因“走红”而改变了。村子里边要花钱、要修路,希望他能出钱为大家造福。“你现在红了,但不能忘本,还是得做贡献”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绑架。

一些人成为网红,原因不一,有的网红之所以红,是因为丑学效应而不是美学效应。对于前者,有人拥趸,也有人反感。

比如,网上许多人对“凤姐”“芙蓉姐姐”之类的网红,是抱着“审丑”的心态来追捧和关注的。这类网红,有时会遭受调侃与嘲骂,其名誉、人格甚至了人身可能受到伤害。

而在相关权利保护方面,我国法律目前还是健全的,如刑法当中关于诽谤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等法律规定,以及民法领域在名誉权、人格权方面提供的法律保护,足以为当事人提供较为全面的保护。

社会应警惕庸俗文化流行

法治周末:您怎么看待“网红现象”在文化、社会价值观上产生的影响?

张建伟:“网红现象”和网红公司的运作,实际上是一种庸俗文化流行的表现。这种现象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当今社会,人们要想各种办法去逐利,既然当网红、制造网红能够获利,自然就有人会千方百计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借助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判家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的观点来看。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序言里面波兹曼讲到,过去奥维尔担心的“极权社会”的情况,在现代社会未必会出现。倒是我们当下社会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赫胥黎担心的——人们追求娱乐化,不再在乎思想和真理了,真理被埋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这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里预言的一种现象。

令人惊讶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似乎正在变为现实: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不太去关注真理,也不太去思考,整个社会会充满了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这正成为我们当下文化的突出表现。

《娱乐至死》这本书里,作者特别提到,过去人们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真正值得担心的却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在一个庸俗无聊的世界,人们只会对于某些带有感官刺激的东西感兴趣。像“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这些人,他们带来的只是一种非传统美学、极具娱乐性的东西。人们整天被这样的东西所吸引,当然就不可能有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价值问题的认真思考和关注,这种倾向可能会使社会劣质化,尤其是文化劣质化、庸俗化。

就像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所说的,社会可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低智商社会,大家都以一种娱乐、调侃、嘲笑的心态去看待社会的各种事物,很少有人再认真思考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思想会逐渐停摆。

这样一种社会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健康或者健全的社会,在这方面尼尔·波兹曼的警告,很值得我们深思。

网红和网红机构,实际上是社会娱乐化的一种产物,这种娱乐化可能会和造假联手制造社会关注。

“凤姐”曾经坦言,以她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实际上是背后有团队在运作,亦即有公司找写手“代笔”。

显然,网红现象折射了经济利益之下的文化庸俗化。某些网红公司炮制的浮夸甚至是虚假的新闻,恶化了我们的社会诚信度。

我们的社会,恰恰需要转变成一个诚信社会。而要重新建立起一种诚信,需要很多方面共同加以努力。

 

法治周末:您怎么看很多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希望成为网红,很多人在“门槛很低”的主播、短视频平台跃跃欲试?

张建伟:某些网红公司的运作模式和“逐利”架构,倾向于利用一些不成熟的因素来谋利。它是在用一种“短平快”的方式来追逐利益,借助网上的新媒体放大效应、尽快捞钱。

这样的谋利方式,当然要比在外边辛勤打拼要来钱快。这就使社会投机心理膨胀,让一些年轻人受到吸引,急于“走捷径”。

而当文化走向庸俗化、劣质化了,年青人应该具备的传统的、好的品格,也许会丧失掉。如日本学者千石保的书《“认真”的崩溃》中所说的那样,社会的精神是会沉沦的。

一些传统的、好的品质消磨殆尽,而社会又需要那些拿出品质应对社会危机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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