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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被民间借贷”案中的“善意相对人”

2022-05-12 09:42:00 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银行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向民间借贷,似乎有悖常理。然而,《法治周末》记者通过检索发现,这类案件并不罕见,其共同特点是:一个“不守规矩”的银行高管和民间放贷人签订合同;约定利息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款项转入第三方,借款还款全部由这位高管操作,银行概不知情

《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近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庭审过程在网上全程直播,引发了社会关注。

河北某农商行被邯郸某友公司起诉到法院。某友公司称农商行分两次向其借款1.65亿元,拒不偿还本息,并提交了盖有农商行“授信审批部”印章的《借款合同》和指定收款账户的补充合同以及银行转账流水单作为证据,诉请法院判令农商行偿还其借款本金和按月息2%1.86%支付利息。

农商行喊冤不迭:该行为是授信审批部经理王某江个人所为,不代表农商行,借款合同不成立,况且这些钱分文未进农商行账户,应当驳回其诉讼。

案件一审后,农商行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将案件发回重审,案件重审时,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某江是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两次判决农商行承担偿还责任。农商行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有了这次庭审直播。

银行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向民间借贷,似乎有悖常理。然而,《法治周末》记者通过检索发现,这类案件并不罕见,其共同特点是:一个“不守规矩”的银行高管和民间放贷人签订合同;约定利息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款项转入第三方,借款还款全部由这位高管操作,银行概不知情。

此类案件,到底应该如何裁判?银行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法治周末》记者通过检索类案判决,发现“善意相对人”是认定责任的关键。

私刻公章高息借贷被追责

与上述庭审直播案件类似,2018年,河北邯郸人张某立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南安阳某农商行及下属支行提起诉讼,称该农商行借钱不还,案涉本金加利息共8873万元。

根据邯郸中院的民事判决书,该案与河北某农商行的借款案操作手法极其相似,《借款合同》都是只有一份,由出借人保管;借款理由同为“银行为了过桥资金”,合同中同样有“若不归还,便构成非法占有的故意,构成合同诈骗”的条款;借款全部转入“借款人”以外的第三方,还本付息也是由第三方偿还;出借人掌管、操纵很多不同的法人或个人账户对外转付借款、收取本息。共同点还有“高息的特征”。

同样有一位银行高管在为这事跑前忙后,并为“银行向社会借款”提供担保。

所不同的是,前案为农商行授信审批部经理,在合同上加盖的是这个部门印章;后案是农商行下属支行行长,伪造支行公章签订了《借款合同》。

几乎在张某立提出诉讼的同时,安阳某农商行下属支行的行长李兵(化名)向安阳市公安机关投案,称私刻印章借款。随即,因涉嫌诈骗罪,李兵被刑事拘留。

该案在庭审时,安阳农商行答辩称,银行公章系李兵伪造,不是该支行真实意思的表示。《借款合同》约定的高额利息超出了法律的保护范围,出借人一方属于长期以发放巨额高利贷为主业的放贷人,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张某立一方明知借款是李兵的个人行为,却刻意要求李兵以银行名义签署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不属于善意相对方。《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邯郸中院则认为:张某立持有《借款合同》及收条原件,并履行了出借义务,是本案适格原告。案涉《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签订合同场所系李兵行长办公室,足以使张某立一方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李兵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即使本案李兵的行为超越其权限,该代表行为仍然有效。

20197月,邯郸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安阳某农商行承担借款本金8600万元还款责任,并按年利率24%支付相应利息。

安阳某农商行一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河北省高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在发回重审的过程中,邯郸中院认为该案与正在审理中的李兵涉嫌诈骗案有关联,裁定“中止诉讼”。

2022210日,李兵因犯诈骗罪和挪用资金罪,被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李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真公章未必“真有效”

相比于安阳农商行的行长使用假章,中国农业银行牡丹江某支行的行长还曾经用真章借款,这个行长不只向一个人借了款,有的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20194月,徐某琴向牡丹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牡丹江某农行偿还借款剩余本金及相应利息。

徐某琴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是:两张借据及收条,都盖有该农行公章,还有一份加盖了农行的财务章,均有时任行长孟某军签名并捺印,借据分别载明月利率1525;转给李某、马某的银行流水单,合计1295万元。

徐某琴自认农行曾向其偿还了9笔款项,合计25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债权凭证体现的相对人为农行和徐某琴,该凭证盖有农行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并有时任农行负责人孟某军签字捺印,应当认定双方建立了借贷法律关系,该借贷法律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除借据上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律规定外,其他约定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因此,本案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当予以保护。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虽然未直接转入农行账户,但徐某琴将借款转入案外人李某、马某账户,结合农行出具的收据,证明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

本案中,孟某军以农行负责人的名义出具借据,并加盖了农行公章、财务章和签字捺印,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农行承受。

因孟某军系该行行长,能够代表该行,不存在代理及追认的问题,其行为是否超越职权,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效力。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该农行败诉。该农行不服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本案二审期间,该农行副行长万某某到庭陈述,其当时为农行营业室主任,是其将徐某琴介绍给时任行长孟某军,并按照孟某军的指令向徐某琴提供的付款账户。

20201229日,黑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牡丹江某农行不服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是否善意相对人很关键

对于牡丹江某农行案件,最高法认为,鉴于向自然人借款不属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更不属于行长的一般职权范围,孟某军的上述行为超越了代表权限,构成越权代表。徐某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银行并无向他人借款这一业务,还与孟某军约定并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表明其并非善意相对人。原审判决认定孟某军的上述行为构成有权代表,对该农行发生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法指出,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时任行长孟某军向自然人徐某琴出具借据、收据并加盖银行印章,而款项则流向了案外人李某、马某的银行账户。退一步说,即便商业银行可以向他人借款,银行承担责任的前提也以实际收到款项为必要,否则,很有可能出现所借款项被他人所用却由商业银行承担责任的不合理现象。

本案中,徐某琴将案涉款项分别汇入案外人李某、马某的银行账户,在农行东宁支行否认收到案涉款项,而原审判决未就农行与案外人李某和马某系何种关系、孟某军签章意图、案涉借款用途为何、款项流向哪里、最终为谁所用等事实予以查明的情况下,径行判决农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

在再审时,应当着重查明前述事实,依法作出妥当裁判,平衡各方当事人权益,维护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

最高法裁定,指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体现最高法此类案件审理角度、判案理念的不仅仅是黑龙江这一件。

20201223日,最高法还对河南洛阳的一起“借款纠纷案”作出裁定。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20126月,新乡市下辖某县农商行客户管理部经理张某西以借款过桥为由,与张某芳签订了10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息3.5%,借款人为张某西,并加盖农商行客户管理部印章。

张某芳将款项转给张某西,张某西还了一个利息35万元及本金350万元后,便不再还款,201212月,张某芳将新乡农商行及张某西列为共同被告,诉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洛阳中院)。

洛阳中院认为,该案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各方之间真实意思之表示,该借款合同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其他人合法权益,属合法有效合同。

该农商行不服洛阳中院的一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南省高院)提起上诉。

河南省高院则认为,“过桥资金是由银行的贷款客户使用并支付利息,银行并非过桥资金的真正使用人”,张某西虽然系农商行企业客户管理部经理,但无论是企业客户管理部还是客户经理,农商行均未授权其代表某县农商行以任何理由对外借款,即以某县农商行的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不是张某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也构不成表见代理。

据此,河南省高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判,改判张某西承担还款责任。

张某芳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最高法除了表达与二审法院相同的观点,还指出: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高达3.5%,远远超过商业银行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乃至对外放贷的利息,张某芳签订该违背商业常理的借款合同应当更加谨慎,但其未向该农商行进行核实。另外,案涉借款并未流向该农商行的自有账户,该做法也不符合通常借款交易习惯。因此,张文芳对以上严重背离常理和交易习惯的行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并非善意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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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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