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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报告制度”知晓度尚需提高

2022-03-10 10:55: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20205月,最高检联合监察委、教育部等九部委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在20216月新修定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强制报告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但在实践中,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还有一定难度。

已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

“曾有一名基层医院的护士向我们提供线索称,发现了一名13岁的女孩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她意识到应该马上报警,但是当时医院的领导告诉她不能把这件事情讲出去。”女童保护基金管委会委员、《中国报道》执行主编徐豪讲述了曾经接触过的一段经历。遗憾的是,那时强制报告制度还没有被正式纳入政策法规中,仅有个别地方开始实践,最终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

20184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应当立即报案。此后,浙江、江苏、山东、江西等省也相继建立了相关制度。

在率先开展强制报告制度试点的地区,与上述经历相似的未成年人得到了及时救助。

2019516日,江苏省江阴市某小学老师发现本校六年级女学生董某某(女,12岁)在校外抽烟,经与董某某耐心细致交流,了解到董某某曾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疑似遭受性侵害。发现上述情况后,老师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学校根据该市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教育局将有关情况通报检察机关。经查,2018年至20193月期间,校外闲散人员朱某某、何某某等人明知董某某、陈某某系不满14周岁,仍假借“谈恋爱”之由与其发生性关系。江阴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85日以强奸罪对朱某某等人提起公诉,被法院依法定罪量刑。

实践证明,强制报告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惩防措施。

38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已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从严追诉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1万人,同比上升5.7%

未成年人保护区域发展不均衡

一些地区,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打击处理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开始探索细化强制报告制度体系。

2020723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探索开发了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该APP对负有特殊义务的人员实行强制使用措施,此外也欢迎市民自愿使用。202111月,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公安分局设立了全国首家“110涉未成年人强制报告”专线。202110月,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推出藏汉双语版“强制报告”小程序。

然而,一些地区强制报告制度的社会整体知晓度还不高。

徐豪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2021年下半年,曾接触过两个遇到未成年人被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情况,其中一个是西部某地区一教培机构的人员咨询称,发现机构内有学生可能遭到了性侵害,向女童保护机构询问如何确定学生是否遭受性侵害,并且表示自己不是孩子的亲属无法报警。另一个是东部某省份的孩子被亲生父亲强奸,家人阻挠报警,学校知情后询问要怎么做。

经过徐豪及其同事的帮助与指导,最终教培机构和学校都选择了报警,孩子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基于此,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中部地区某县级医院的护士,询问医院是否有要求他们遇到受到侵害、虐待的儿童要向上级汇报或报警?她表示“没听说过有强制报告的要求”,其他部门的医生护士也都没有向领导反映过有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情况。

同时,法治周末记者还采访了某市高级小学的一位负责宣传的教师,她也表示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政策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表示,总体来看,强制报告制度在全社会整体知晓度还不高,通过强制报告发案的案件偏少,“以校园性侵案件为例,通过强制报告发案的也就10%。很多强制报告的主体发现侵害线索后更多的是向家长反映情况,向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报案举报的比较少”。  她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例如开通12309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专门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以平台力量推动对受害人的救助与保护。

增强报告责任主体意识

20219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案件时发现,因辖区一医院的医生报告意识不强,在明知被害人被性侵的情况下,对受害人进行身体检查后,却没有履行报告职责,从而导致关键证据没有及时留存,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收到九龙坡区检察院检察建议后,事发医院对涉事人员作出相应处罚,并进行了通报批评。

有全国人大代表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强制报告的主体还不够具体,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当中,具体的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人的范围不清晰,对于报告主体的信息保密和安全保护的措施未予以明确。此外,强制报告制度还缺乏刚性的约束,对于违反强制报告义务责任的追究也面临着规范缺失的困境。同时,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新型案件,例如,通过网络社交工具实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关注不足。

对此,李薇表示,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深化案件倒查机制,只有强化了后端的责任追究才能让制度长出牙齿来。“最高检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当中要倒查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

据李薇介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

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应对具体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和要求作出明确的划分,建立报告人隐私保护制度与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约束机制。明确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并限制相关行业职业的准入资格。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高级教师官启军也建议,应细化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明确报告时限,进一步增强报告责任主体意识,确定责任主体无论是否在工作时间均需报告。也要在医院、学校等场所强化宣传,使公众明确强制报告的方式、内容、主体、程序等相关事项,并适时推出相关指导性案例,以便有关主体有针对性报告。

“特别是要规范强制报告方式,完善处罚措施,例如,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报告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有关机关也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相关的救济途径,在家庭等地方不适合居住的情况下,采取临时安全监护,或依据民法典进行指定监护。”官启军说。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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