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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只是一种“叙事神话”

2020-05-21 08:32: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所谓的“瑞典模式”只是一种话语构建出的“神话”,其他国家无论出于具体国情差异,还是伦理角度,都难以对其进行效仿

 

421日,瑞典人在斯德哥尔摩霍恩斯图尔斯的水池边晒太阳。 图片来源:CNN

 

董一凡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北欧国家瑞典的应对方式颇为独特:其自始至终没有采取各国普遍使用的“社交隔离”“封城”等强制措施,而政府提出“建议性措施”,而非强制性政令。在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餐厅和酒吧仍在运营;部分学校仍然开放;大型集会限制在50人以内,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标准。瑞典的这种应对疫情的方式被外界称之为“瑞典模式”。

近期,西方一些舆论开始炒作“瑞典模式的成功”,宣称瑞典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时,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然而,所谓的“瑞典模式”却只是一种话语构建出的“神话”,其他国家无论出于具体国情差异,还是伦理角度,都难以对其进行效仿。

坚持“群体免疫”

瑞典最早出现疫情是在36日,相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的稍晚,爆发烈度相对较低。

随后,瑞典公布其抗疫的具体方案,劝告民众进行“社交隔离”,同时保持对餐厅、学校、商店等公共场所以及边境通行的开放,但宣布禁止500人以上的团体活动及公众探访养老院等措施,并且对高龄老人外出进行了限制。

虽然瑞典官方并没有将“群体免疫”一词体现在表态中,但该国抗疫背后的逻辑即是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单日确诊量突破本国医疗资源负荷,并将医疗资源集中至需要抢救的重症患者,使得疫情在“病例稳定增长”中被“慢慢消化”。

相较于意大利、西班牙等采取积极抗疫却仍然压力山大的国家,瑞典疫情在两个多月以来似乎“较为平静”,使得部分舆论开始炒作瑞典所谓的“不一样的成功”。

瑞典驻美国大使近期宣称,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地区可能在6月中旬达成“群体免疫”的目标,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更预测,该国5月“群体免疫”就可达成。

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甚至以“瑞典新冠病毒应对战略将成为世界战略”为题,渲染瑞典“经济防疫两不误”“国民素质高从而很好贯彻政府建议”等。

事实上,这些舆论背后具有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如果仔细分析瑞典的疫情,就会发现,这种“无为而治”的风险性则不言而喻。

没有想得那么美

截至518日的数据,瑞典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为30143例和3679例,绝对数量上与西欧国家相比确实严重程度较低,与和其人口规模相似的比利时(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为55280例和9052例)相比,情况也更好。

然而,从每百万人确诊和死亡数字看,瑞典为2999例,不仅高于德国、法国等与其医疗水平类似的大国,同样高于葡萄牙、荷兰、奥地利、丹麦、芬兰等发展水平近似的欧洲中小国家。

而再观察确诊死亡率,瑞典高达12.2%,比法国(19.8%)、比利时(16.4%)、英国(14.2%)、荷兰(12.2%)略低或持平,但高于葡萄牙(4.2%)、罗马尼亚(6.5%)等比瑞典落后的欧洲国家,且瑞典目前治愈率仅为16.5%,治愈现存病例压力巨大,确诊死亡率恐将进一步上升。

而从每日新增病例数量波动情况看,瑞典自43日达成首个确诊603例的高峰后,即在日增123778例的巨大区间内呈现高位震荡状态。但西欧国家每一新增病例曲线,则普遍在3月底至4月中旬开始呈下行趋势。目前,欧美国家呈现高位震荡走势的仅有美国、英国等少数国家。

因此,瑞典在疫情与西欧和美国之间具有时间差的状况下,从该国目前的抗疫成效来看,很难断定最后的损失会比采取严格封城措施要小。

且在瑞典的新冠患病死亡率较高的背景下,该国未能对患病基数进行有效控制,将是极有风险的事情。

是将公众暴露病毒中

“瑞典经验”有效性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一些西方舆论呼吁对其进行全球性推广的声音,更是值得质疑和警惕。

一方面,瑞典是人口仅1000余万人且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人口密集地区仅有首都斯德哥尔摩等少数大城市。且作为北欧福利国家,瑞典人均医疗资源丰富、水平较高,使得该国政府认为其有资本放任感染。

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主动控制病毒传播,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事实上,据意大利媒体报道,瑞典甚至出现医生准备用呼吸机优先抢救年轻人而非80岁以上的老人的情况,亦从侧面反映了瑞典救治能力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仍有短板的窘境。

另一方面,瑞典的做法事实上是放任民众生命暴露在病毒之中。

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新冠病毒患者即使治愈,其肺部等内脏器官也会遭遇不可逆的损害。

因此,多国付诸实践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倡议的“社交隔离”策略,是基于最大限度减少发病和死亡人数的逻辑,而在拒绝最大限度切断传染的做法,则是在将不幸的患者当做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和趋势图。这种漠视生命的非人道策略,很可能在一些国家面临激烈的政治反弹。

因此,包括瑞典国内一些理性的声音也在质疑所谓“瑞典模式”的可行性及其背后的伦理问题。

瑞典模式“只是一种神话”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文章指出,相较于丹麦、挪威、冰岛、芬兰等其他北欧国家,瑞典的疫情数据明显逊色于前者。而有研究也得出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新增病例数下降和社交隔离措施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教授斯特恩·林纳尔松认为,政府的做法缺乏科学证据,并将其比作“着火后先烧起来再灭火”。

瑞典著名记者埃里克·帕尔姆撰文表达了对该国防疫措施的震惊,并且认为这一措施将影响瑞典“基于科学和理性决策”的国际形象。

即使是瑞典政府内部,对当前措施的有效性也逐渐失去自信。英国《卫报》在4月时即报道称,瑞典政府正在考虑进行新立法,以便在必要时期修正现有的防疫措施。

瑞典卫生署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在数据面前不得不承认,瑞典的死亡人数“令人感到意外”。瑞典副首相洛温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瑞典的疫情状况“只是一种神话”,政府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措施”。

瑞典首相勒文直言,瑞典现有防疫措施无法阻止“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因此,国际舆论对于瑞典防疫的称赞,更多是反映了西方对于社会和经济自由的惯性推崇,以及希望战疫情与稳经济兼得。

然而,新冠疫情是近年来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最大限度拯救生命应当优先于任何政治和经济利益摆在政策考虑的首位,才能真正回应民众的诉求,并使民众获得安全感。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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