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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扶贫办落幕,乡村振兴局接棒

2021-03-04 09:02: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成果,与此前35年的脱贫政策密切相关。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是当前国家乡村振兴局的重要工作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2021年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同一天,“国务院扶贫办”微信公众号也已改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

去年11月,随着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国务院扶贫办(以下简称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扶贫办也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由乡村振兴局接棒。

而自1986年起,35年间,我国的扶贫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从“扶贫入户”到“精准扶贫”,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当下,新成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工作目标是什么?又将如何去实现其目标?

首次亮相

事实上,在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的9天前,2月16日,发表在《求是》杂志、标题为《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的文章署名就为“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

这是国家乡村振兴局的首次亮相。

2月18日开始,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了一档八集脱贫攻坚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由中央电视台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制作。

在该片中,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在第二集中出镜,职务变更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副局长”。

2月20日,新华社刊文《别猜了,乡村振兴应有此“局”》称,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开始筹划扶贫机构向乡村振兴机构的调整事宜,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统筹全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工作。

而已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微信公众号,其公众号简介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账号主体也已显示为刚刚挂牌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微信号“gjxczxj”也是该局的拼音首字母缩写。

在上述专题片中,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已经履新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此外,还有多位干部在片中以新身份亮相,比如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洪波,此前职务为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苏国霞,此前职务是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原国务院扶贫办的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及行政关系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基本得以保留。

同时,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成为农业农村部代管的国家局,行政级别为副部级不变。

由“扶贫”到“乡村振兴”,不仅是字面上的改变,还伴随着相应的顶层设计和机构变革。

目前,国家乡村振兴局“三定方案”(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尚未公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除了保留原来扶贫办的主要职能和人员,预计新成立的机构还会有新的职能机构和新面孔。

“因为它的职能肯定要比扶贫办大很多,涉及农业技术方面的发展、涉及农村规划、美丽乡村规划发展,包括农村产业的提升和振兴,所以在一些重要岗位上还会出现一些新面孔。”竹立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防止返贫是重要工作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是当前国家乡村振兴局的重要工作。

在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当天,其官网发布的一篇文章也提及了“有效衔接”。该文章作者单位为“中央农办秘书局”。

文章称,为确保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接力棒”交接好,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摆脱贫困的县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完成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这3项重点任务,逐步实现由集中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官网上也特设了两个栏目,“巩固拓展”和“全面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认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一个升级版,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乡村振兴解决的是乡村的发展问题,而贫困又是乡村发展问题中的一个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以后,实际上是解决了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短板。”李小云说。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脱贫攻坚结束以后,乡村振兴的工作将会统领脱贫攻坚地区的成果和拓展相关成果,这项工作就需要有一个对脱贫扶贫工作熟悉的机构来做,“国务院扶贫办来转型去做顺理成章”。

李小云表示,国家乡村振兴局应运而生,一是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需要,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二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是从机构建设角度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

扶贫办的35年

而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成果,与此前35年的脱贫政策密切相关。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

当年,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国定贫困县标准第一次划出: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

这一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1991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政策。”

1993年,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的办公室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

“扶贫一直有长期规划,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发现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动,20世纪末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任务可能完不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说。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今后5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吴国宝认为,1996年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1996年以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同时,持续十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转。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7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至7%。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年底约为1.28亿人。

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

到了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成为了“十三五”的第一民生工程,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农业记者眼中的变化

对于贫困地区从贫困到脱贫的改变,做了10年农业记者的田兰感悟深刻。

10年前,田兰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到重庆市城口县采访。这个位于重庆市大巴山腹地的县城,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

从重庆江北机场到城口县10个小时的盘山路让田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有点晕。

快到城口县时,田兰下车休息,遇上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背着一筐核桃步履蹒跚地往山下走,老奶奶梳着两条辫子,身材干瘦,她让同行的当地人问她去干什么,老奶奶回答家里很久没有盐吃,背着核桃去山下换点盐。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吃不上盐的事情。”田兰回忆说,等到采访对象留她在家吃午饭的时候,她咽下一口没有味道的青菜时,才知道这个重庆市重点贫困县里,和山外的世界相差那么大。

去年2月份,城口县符合贫困县退出标准,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事实上,城口县只是2020年众多摘下扶贫帽子的地区之一。

在田兰的报道里,越来越多的贫困县摘掉了帽子。

田兰的报道方向主要聚焦在农村致富产业方面,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此前的报道对象很多是因为家庭环境恶劣才最终不得不走上创业道路,创业方向也是单纯的养殖等,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创业思路越来越广。

“年轻人的思路广了,毕了业的大学生也愿意回村子里,农村的生态环境也变好了。”田兰说,“你很难想象,在云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都会定期举行垃圾清扫活动,孩子们的眼神,从之前遇到外人时的躲避羞涩到现在的落落大方。”

田兰认为,脱贫的成果,从经济层面走到了精神世界。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那天,田兰发了一个朋友圈:做农业记者10年了,如今我走到任何一个村庄,都是羡慕得想定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真的感同身受!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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