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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名与实

2021-02-18 09:16: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霸权”概念不是坚固无比的水晶,而是不断充气的皮囊

■《原霸:霸权的演变》

作者:(英)佩里•安德森

译者:李岩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钟晋

《原霸:霸权的演变》乃是“帝国与国际法”译从之一。该译从力求对百年来支配中国和世界想象的西方殖民秩序及其遗产进行彻底的知识清理。

本书是其中一部全景式探讨“霸权”概念的历史流变、现状分析及未来命运的政论著作。“原”者,“本”也,亦有“推究、探察”之意,韩愈之《原道》《原毁》亦采此意。“霸”者,“霸权”也,乃当代国际关系及政治学文献中运用极广、却对其意涵几无共识的术语。

作者佩里•安德森以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的高深史学(特别是思想史)造诣和独到政治见解,透过语文学历史比较研究的表象,揭示“霸权”作为一项政治指标的实质,并据此测量数世纪以来权力与时代的嬗变。

读此书者,会感到“霸权”概念不是坚固无比的水晶,而是不断充气的皮囊。其因时移势易、立场变换,语意便截然不同。

历史的幽灵

“霸权”一词,源起于古希腊时期,意为“指导”或者“领导”,用以指代为了某个共同的军事目标而结成的城邦国家联盟的领导权。此概念是以“依恋”或者“同意”为基础的领导权,联盟各成员之间原则上是平等的,权限让渡仅基于特定事项而非普遍权威、且附有期限而非永久,而“统治”则是“更高一级的权威和强制性的威势”。

可见,理论上的“霸权”与“帝国”是相互排斥的概念,二者以“强力”为分界线。然而,概念的区分总是那么“一厢情愿”,权力的张力总是势不可挡,更何况军事指挥权先天蕴含无条件服从的威权,希腊城邦抵御外侮的现实需要也带来对集权帝国的自然渴求。

只是希腊人最终发现,对于帝国的追求给城邦造成的灾难比历史其他时期都要“深重更多”,便重新评价“霸权”的德性、将其视作“弱者的理想”并锁定在干涉主义的红线当中,但最终沦为梦幻泡影。

随着希腊城邦被湮灭在强力征服的铁蹄之下,“霸权”一直长眠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至19世纪中叶的德国,沉醉于古希腊史的学者旧事重提,为促进普鲁士追求德意志邦联的领导地位而努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呼吁“只有普鲁士的霸权才能拯救德国”,并盛赞马其顿强权终结了“深陷在纠缠不清的小国政治中无可救药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也不再是希腊人自由和独立的毁灭者。

随着德意志统一,霸权理论反而变得不合时宜并被逐渐忽视,官方更愿意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天然统一性;保持谨慎和克制的俾斯麦并未尝试建立霸权,而是扮演调停者和平衡者的角色。这也正如后来《凡尔赛合约》中的获胜者所想,以“和善的领袖”形象出镜更加适宜。

处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俄国,革命者却赋予了“霸权”新的含义,即界定国家内而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意指某个阶级或者社会集团对其他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的统治体系。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法学界,又将霸权从特定国家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转向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以“统治权”作为参照来构建“霸权”概念。“霸权”被视作“一种格外强大的影响力”“介于统治与影响之间的权力”“受到认可的、获得被领导者同意的领导地位”,但并不排斥武力干涉。

与第三帝国几乎同期孕育的新霸权论,无疑有助于擦亮普鲁士的盾牌,冲淡列强对于德国谋求欧洲权杖的质疑,但纳粹德国最终走上以吞并和征服来实现支配的道路。就像霍布斯所言,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停。霸权与帝国,也许仅是一念之差。

作者通过对“霸权”概念沿革的考据对比,似乎在强调政治术语就像“任人装扮的小女孩”。“霸权”总是以其抵制的含义出现——某个国家压倒所有其他国家,摧毁一切势力均衡。它是你争我夺的目标,却从来不是谁能永恒拥有之物;它是令人厌恶的阴影,却与投射而来的阳光一样挥之不去。“强权即真理”的铁律,也许才是对“霸权”定义的最好注解。

现实的迷局

作者提醒人们不可否认一个人类学常量:任何维度的文化及政治体系都需要一个中心,且历史上一切国家间体系都是等级制的。在世界政府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各种国际力量复杂博弈所催生的中心仅能维系暂时的平衡与稳定。

人们期望“霸权”主导国家能够受到尊敬而非营造畏惧,并以克制审慎态度来观察、掌控和指导保持平衡的动力机制,而这种均势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共同妥协。“相对合理”的妥协路径,使得各方的利益交换与让渡和平持续,从而扼制“人皆相伐”的战车,逐步构建起可预测的国际规则、管控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以更高级的组织、生产和消费模式促使所有的国家统治集团获益。

但在权力意志主导下,民族国家之间为谋求支配地位的争斗无法消除,追求平等自由的乌托邦式热情总是以失望而告终。在政治与伦理的调和中,人类无法回避自身对权力的渴求,妥协当中也时刻包藏战胜对手的野心。如英国愿意充当“欧洲均势顺畅、低调的操盘手角色”和贯彻“绥靖政策”坐视纳粹壮大,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考量。

作者归纳人类社会曾经出现的短暂和平,可分为均势和平、霸权和平、帝国和平以及冷战时代的恐怖和平。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愈发受到跨国社会的渗透,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生态问题改变了冲突与合作的计算方式,主导世界格局的规则随之变化。国际关系已由争夺优势地位的零和博弈,转变为经济交换为主导的正和体系。

国际政治的“棋盘”上除了军事与外交,还有贸易、金融、科技和文化,公然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强大的美国也极力扮演互惠互利、自由竞争的多边合作者角色,以消减“霸权”一词带有的强力、威胁、施压等意味,甚至将霸权与优势、威望混同起来,这也成为其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美国仍通过军事条约和开放市场维系着一个全球帝国,许多国际机构仅是首先执行美国意志的战略工具。美国一直不断加强武器积累和军事干涉,美元继续主宰国际金融,经济制裁大行其道,以至于他们有“硬实力”标榜自身有义务“领导一个亟需领导的世界”,还自诩具备强大的融入而非强迫的“软实力”。

作者通过考察“霸权”在美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及印度等国的政治实践来告诫读者,对于政治家而言,也许“含糊才是美德”。“霸权”即便包裹再光鲜的外衣,也难以掩盖其思想本质。而霸权与帝国,在现实中更像一对孪生兄弟,而且能够相处得足够愉快。

中华的复兴

作者强调“霸权”早在中国东周时期就是官方术语。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霸道”与“王道”,分别对应“强制”与“说服”。百家争鸣之时,“王道”“霸道”“强道”“主道”“帝道”等治世思想相继问世。

儒家历来贬“霸”为欺骗与暴力,视“王”为人道与仁义。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互为表里,二者合而为“道”。

然而,霸道在大争之世并非举世皆唾,否则不会有“春秋五霸”闻名于世、项羽也不会自封“西楚霸王”。直至宋明理学兴起,道德洁癖氛围尤重,“王道”与“霸道”竟成善恶两极,《红楼梦》中那品行不端的薛蟠便绰号“呆霸王”。

中国先哲们可能也注意到并非不同的利益催生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话语创造出了不同的主体位置。以至于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仍可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思想武器。

近代中国对“霸权”一词的使用,始于反对《凡尔赛合约》的“五四”运动之后。二战后,中国共产党抗议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基地的扩张主义举动是在追求全球霸权。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更是倡导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及强权政治”,并于1975年将反对“霸权主义”写入宪法序言且沿袭至今。

宋儒吕祖谦云:“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必将更加有所作为,传承中华美德的“人道权威”也将在世界舞台绽放光芒,但是中国反对霸权的立场不会改变。

单凭国家和社群的政治意志来封闭式塑造社会生活的历史已经终结,全球治理、区域合作甚至算法科学驱动下的政治和法律问题,都将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中国正以兼容并包、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西方“霸权”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他们为消弭战争、实现和平所作的各种制度设计和努力。

读罢此书,身处多级世界的我们,不用质疑“霸权”的现实存在、不用纠结“霸权”的准确定义、不用奢望“霸权”的短期消亡,但必须时刻警惕“霸权者”恣意妄为。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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