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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是因应现实需求

2020-10-15 10:32: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金泽刚

10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其中就有修改未成年人犯罪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收容教养的规定。草案拟在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教育。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论从事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对抢劫、杀人、强奸等8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从事杀人等恶性犯罪案件,受刑法制约,对这些14周岁以下低龄未成年人均不能科以刑罚,最多由政府实施收容教养。于是,是否应当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成为社会与学界普遍关心的话题。

而在法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刑事责任年龄“不能下调”的观点,他们或把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归结于社会,甚至国家,或认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并未触及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原因。

但随着社会生活中低龄恶性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绝对不能下调”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当前,不少民众认识到,需要通过下调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体现“惩罚为辅”的重要功能。不能使未成年人保护法发生功能变异,变成了“未成年犯罪保护法”。

具体来说,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数十年来,无论是未成年人个体,还是社会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未成年人的生物体征和认知水平都得到了空前提高,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普遍提前了两岁左右。这是认识人的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生物学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理一直坚持教育第一。但过于降低“惩罚”的功能是当今“熊孩子”和“恶少们”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从实践效果来看,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的政策过于偏重教育,忽视了惩罚,这导致了未成年人教育方针落实的严重偏向性与单一性。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未成年人教育方针加以适度纠偏,增加惩罚在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中的比重。

第三,从被害人权利救济的角度而言,低龄恶性犯罪因不具有“法益可恢复性”,在行为人恶意剥夺他人生命或者严重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民事上的赔偿几乎失去作用。此时,将行为人科以刑罚,是对被害人或其家属最优的救济与抚慰。如近期媒体爆料,大连13岁男孩强奸致10岁幼女死亡案发生后,男孩的父母拒绝任何赔偿。事实上,每当低龄恶性罪案发生后,公众对低龄未成年行为人最后总是“一放了之”(哪怕收容教养几年)的做法普遍不满,认为是过于轻纵,不仅没有教育效果,也不能威慑潜在的行为人。

如今,从草案规定来看,将责任年龄降到12周岁,但只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犯罪情形,在程序上还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体现出仅仅是一种“个别下调”,外加严格“程序控制”的慎重和折中型选择。

就严格的程序控制而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一程序规则在刑法中已有先例,如刑法第87条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就有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不再追诉。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不过,“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无法回避少年司法制度的机构配套问题,检察机关现已设置专门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由与其相对应的法律部门担当此类案件的审判指导工作。由于这类情节极为恶劣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经发生,在全国肯定会产生巨大影响,故可以考虑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这足以确保只惩罚极少数,且能够做到执法统一,维护司法权威。

其次,在实体法上,草案把低龄未成年人刑责年龄下调后的追责条件限于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须致人死亡,情节恶劣。这就排除了抢劫、强奸致人死亡(仍然定抢劫罪、强奸罪)的严重暴力犯罪,而从危害性上看,实际上,二者是相当的。草案做这种区分,显然是考虑到追责范围的最小化。在讨论过程中,这一问题应该会有较大的争议。

至于“情节恶劣”这一条件,具体可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一,“情节恶劣”在主观上必须符合目的动机的恶意性,这里的“恶”往往是人性之恶,人伦之恶,显示出极大的人身危险性。长期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屡教不改等也是其重要表现。其二,“情节恶劣”在客观上表现出犯罪手段残忍,或者人小鬼大,有组织、有预谋,不计后果地实施犯罪等。

多年来,修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责任年龄的争论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是赞成下调最低刑责年龄,一是维持现状不变。此次草案各让一步,采取中间路线,既不大范围调整,也拒绝永恒不变,反映出法律因应现实需求,与时代同行的历史规律。

当然,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手段之一,治理未成年人犯罪还需综合施策。所以,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元实体处遇措施,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并逐步落实到全社会的行动之中。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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