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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与真相

2021-12-30 10:51: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纪实

我从一个个介入的事件里找出真相,发掘涉及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认知,还有自己从调查采访过程中获取的感受和执业满足的心态

那些年,我游走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遇到、了解和认识了反映社会真实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写出过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些事情怕是要成为伴随我今生不灭的记忆了


□  张亦嵘

我在报社做调查记者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一个新世纪刚刚开始,开放的中国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从社会的不同角落冒出来,冲击着人们的视野,从而,人们的头脑便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长项,调整自己生存的走向。我就是那个时候选择做一个调查记者的。

那段日子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里最为快乐的日子,我从一个个介入的事件里找出真相,发掘涉及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认知,还有自己从调查采访过程中获取的感受和执业满足的心态。

那些年,我游走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遇到、了解和认识了反映社会真实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写出过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些事情怕是要成为伴随我今生不灭的记忆了。

我对那片土地的情感输给了狡猾的村干部

记得这事儿发生在本世纪初。那是个春天,在山西插队时那个村里的老乡跟我联系,反映情况。他说,你是知道的,咱村在县里是个大村,七八千亩地,可今年眼看着要过谷雨了,地还种不下去,为啥?没水没肥呗!你在咱村待过七八年,也是吃过咱村地里粮的人,如今在京城当了记者,虽说你眼下是“吃皇粮”的人了,但这事你得帮帮咱村两三千口子的肚皮呵!

去村里,看过村里那片干涸的土地,焦黄的土坷垃,在晚春午后的阳光下蒸腾着缕缕热气,让人看着焦渴。我问村干部,地咋就没个人种?村主任说,不是没人种,是种不下,你是知道的,咱村是汾河灌区,你在的时候,年年春天灌区都要黑间给水,地浇了,白天地干就能犁,这事你都经见过,水不漫地,咱这焦泥地犁不得,这你都知道!还有化肥也没个着落,这地再不种,可真要撂了荒,秋里吃个甚呵!

下午,我去县里找到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向他反映了我在村里看到的荒地。他说,这不是小事,也谢谢你反映给我们,就冲你当过知青对村子里的感情,这事我也要尽快给你个答复,晚上我到招待所找你。

当天晚上,副县长告诉我他了解的情况:一是,灌区不是没给水,水给了,夜里村里人不去看水浇地,不去做堰,水把地低处淹了,高处却上不去,所以才出现了我见到的情况;二是化肥的问题,如今是市场经济,你给钱,化肥厂才给你供货,村里不给人家厂子里化肥钱,人家当然不给发货了。

听了副县长讲的情况,我十分尴尬,后悔不该没有认真调查情况、了解真相,只凭年轻时对那片土地燃起的感情就胡乱反映,我也恼火村干部糊弄了我。好在副县长给我说了他的解决意见,我的心才踏实了。他说,再怎么说七八千亩地不能撂荒,他去协调相关部门,先把水给了,化肥先拨下去,钱秋后再收!

第二天回到村里,问村主任知不知道没水没肥的根子在哪儿?主任说,当然知道。村里是没钱给化肥厂,就是电费也有年把没交了,集体经济没有了,你让我上哪搭弄票票?人家灌区的水也下来过,可大伙都睡觉,不去看水,生产队没了,谁还组织下夜看水浇地?我要是和你说了这些,你能帮咱找县上?你也得体谅如今俺们当村干部的难处呵!

我说,那你们也不该捉弄我呀,你们不是让我难堪吗?村主任笑了,说,谁叫你早年和我们一个锅里搅过马勺,你就担待点吧!好赖你把事办成了,我替村上人谢你了!

经历了这事,我算明白了,情感和调查是两回事,有过再深的感情,在调查记者的工作中也替代不了对真相每一个环节的探查。

鲁省阳谷人打着豫省台前人的旗号卖假药

2005年深秋,报社编辑小陈给了我一条采访线索:小陈的老父亲长年哮喘,犯起病来总有咳不完的痰,胸闷,气憋,到了晚上,气喘起来躺不下,只能坐着睡。前些天,有人给她老父亲推荐了一种叫做“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药,说是发病时用上管用。老陈试了,一个月下来,只要吃那药,他的哮喘就能缓解,可这种药药店没卖的,只能邮购。父亲就把这事告诉了小陈。小陈上网一查,才知道这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假药。早在2003年,国家药监局就已经针对“复方川羚定喘胶囊”下发专门文件,将该药定性为假药。还有的患者长期服用这药连命都没了。

当天,小陈还把她父亲寄来的一瓶假药给了我,看看能不能根据这个线索搞个调查报告。她说,如果我干,编辑部会派个年轻记者协助我搞这个调查。

第二天,我和记者小张根据那个药瓶上标注的地址: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金水大市场38号哮喘病研究所开展了实地调查。

路上,我和小张分了工,我扮东北来的患哮喘的粮贩子,他扮我的马仔。在聊城下了火车,因为山东阳谷是台前的邻县,我俩便赶汽车到了阳谷。询问去台前的车时,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黑脸汉子,凑过来说,听口音,你俩也是东北人,就上我的车吧。路上他问我们来台前干啥?我说,来山东做大豆生意,因为有哮喘病,趁此机会想去台前的金水大市场买点儿治病的药。

汉子脸上刚才还堆着的笑容不见了,冷冷地盯了我俩好一阵,抛出了一句话:你俩是卧底吧?这买药的话也敢随便说?那药金水大市场早就不卖了。我说,买个药有啥不能说的?汉子摆摆手,不再搭理我们。

到了台前,要下车时,汉子喊住我俩,说,他一道看我气喘吁吁,是个有哮喘病的,看在都是老乡,打算帮一把。他说,如今买药必须要有熟人引领,不然别说买不来药,弄岔了怕是你想走也走不脱。说完,他喊来个开三轮摩托的熟人,告诉他,我们是他的老乡,要买哮喘药,请他带个道,办完事直接拉我们回长途车站。

谢过司机,上了三轮摩托,三轮师傅打了两次手机,说的方言,我听出他在给我们联络卖家。一路过去,颠颠簸簸。最终车停在了阳谷县寿张镇一家幼儿园的门前。我这才明白这台前县的县城和阳谷县的寿张镇紧挨着。进了幼儿园,看清这高墙大院里却没个幼儿。那挂着幼儿园牌子的二层小楼临街。三轮师傅上楼,一会儿才喊我俩上去。

二楼的房间里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黑皮夹克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冷冷地问我俩买啥药?我说,哮喘多年了,也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可没能根治,听朋友说台前有能治这病的药,却没想师傅把我俩拉到你阳谷的地界上,如果你有药,我就买些试试,你不卖,我们就去台前。

听了我的话,中年男人又问我病情,我当时有哮喘,答得也自然。中年男人这才慢慢地说,他的药主治高血压、心脏病、肾病、胃病和肠道病。我问附近不是还有个生产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研究所吗?他说,那研究所就是这儿,先前有一百多号医生和研究人员,但由于拿不到政府的药品批号,政府又查得紧,医生才走掉了,专家也有过,也是同样的原因不在了。现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分散经营。他说,按照我说的“病情”,就先用一个疗程试试,有效可以继续用。于是,谈好价钱,每瓶15元,一个疗程3个月到半年,共要10瓶。成交后,那男人突然问小张,要电话。小张倒是机灵,随口给了他一个东北的座机号。我以为,男人会试一下,但他没试。出来后,我问小张那给出的电话是谁的?他说编的。

买了假药后,我们甩了三轮师傅,来到了台前县委宣传部。当我们表明想要了解台前县治理假药工作时,接待我们的同志建议我俩去县药监局采访。去了台前县药监局,接待我们的局领导又要我们去宣传部开书面介绍。我俩再次去了宣传部,宣传部同志当即给药监局领导打电话,可是拨打了数次,电话始终无人接。

碰了个软钉子,我俩直奔其上级——河南省濮阳市药监局(注:当时的机构名称)。该局领导和药监局缉查大队领导给我们讲述了他们掌握的假药生产和治理、打击假药制售的情况。他们说,没有国家批准文号的药品就是假药,而台前县生产的药品都没有国家的批准文号,所以都是假药。台前县地处豫鲁两省交界,其一部分县境已深入到山东境内,又离河北、江苏、较近,人员流动很大,药监部门在药品打假和监管上有一定的难度,以至于假药频出却很难完全杜绝。

台前县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生产的假药大都出自家庭作坊,现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渗透到其他省市。生产假药的工艺简单,一个人拿着配方就可以组织人以半自动或者手工方式生产。如今,台前打击制售假药迅猛,不少造假药的就跑到了外省市产销,但由于台前的假药牌子名气大,他们依然打着台前的牌子卖假药,台前就背上了黑锅。

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等假药通常都含有能够扩张血管的激素,会使人的疾病得到短暂的缓解。于是,这些假药便能在偏远、落后的山区或农村医药条件不发达、人们收入低、信息闭塞,老百姓又缺少医药知识的地方销售。制造贩卖假药的人正是利用了老百姓有病急于求治的心理。

为什么国家明令禁止,有关部门多次打击,致命假药还能泛滥?濮阳市药监局的同志告诉我们,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制造假药是高利“生意”,就还会有人产销;二、监管部门协调不力。在生产环节上,药监部门无权动用侦查和强制力量来获得造假药的证据,而有侦查和强制力量的公安部门则需要获取证据后才能立案;在流通环节上,邮政部门没有鉴别药品真假的能力,而有权下文禁止某类药品邮寄的工商或药监部门却不是邮政的上级主管部门。这些矛盾不解决,药监部门就难以查禁;三、假药制售者在全国各地分散生产销售,因此要彻底打击假药犯罪,单靠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尽管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制定了最高刑罚为死刑的销售假药罪,但对罪的认定标准十分严格,在实践中,大多数销售假药者最终只能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处罚力度不够,也是假药制售者有恃无恐的又一个原因。此外,广大消费者安全用药意识淡薄,安全用药知识缺乏也是假药流通的一个因素。

当晚,我们把调查的情况写成稿发回了编辑部。

稿子见报后,最为重视此事的却是山东省阳谷县委、县政府及医药主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便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部署了查处这起制售假药事件的具体方案。

两天后,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电话编辑部,向我了解了调查中发现的售假药情况后,他对我说,药监部门没有侦查权,为了使公安机关能介入侦查,需要用我购买的假药作为立案的证据,因此他希望记者能将购买的假药寄到阳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天,我用快件将购买的假药寄往阳谷县。

又过了两天,阳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来到报社编辑部,向我说明了该局查处这起出售假药事件的进展情况,并出示了我们报道中提到的售药现场及出售假药嫌疑人的照片,请我辨认。

最后,阳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缉查大队还通过网络向报社发来一组现场图片和出售假药嫌疑人的照片,再次请我们辨认。他们认为,我们的调查报道提示了假药的危害和假药存在的原因,对他们的打假工作有很大促进。他们说,在打击制售假药的问题上,他们欢迎记者和媒体的监督,因为打击制售假药已经远远不是药品监督部门一家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工作,大家都有义务出力。

对举报人口中“盗窃专业村”的调查

还是编辑小陈策划的选题。

我们才把阳谷县的假药“买卖”办完,小陈就给我派活儿。她说,编辑部接到群众举报,称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下辖的不少村民外出盗窃,问题十分严重,其中有的村甚至形成了专业化的盗窃组织。据举报人讲,这些盗贼是有分工的,男人主要去外地的公家单位办公室偷盗工作人员的贵重物品;而女人主要去周边大城市的住宅小区,偷盗居民家中的钱物。举报人十分肯定地说,其掌握的参与盗窃活动有名有姓的人员就有上百个,并且他愿意与记者在枞阳附近的城市面谈。

两天后,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与举报人在枞阳县附近的某城市见了面。举报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外表干练,也能说。他说,他的话真实,可以负法律责任。

举报人说,横埠镇的盗窃问题大约起源于1998年长江洪水后。那时枞阳受灾,一些当地人以自救的名义,去外地推销茶叶。他们进入机关办公室后,如果屋里有人就推销茶叶,没人就顺手牵羊地搞些桌上或包里的物品。偷久了,他们尝到了甜头,索性不再打推销茶叶的幌子,直接去无人的办公室偷手机和钱包。再后来,盗贼们也讲起了效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偷最多的钱。干脆包个轿车长途奔袭上海、杭州、温州等地。到目的地后,贼们先找家大宾馆,凭假身份证住下,瞄准有钱的阔佬,得手后打车逃走,常常两三天就大有斩获。很快偷盗多年的贼大都发了,干脆自己买了车,用作长途偷窃的工具。

他还告诉我,在外偷窃的贼,大多是由七八年前的那些游走机关办公室化缘行骗的假和尚、假尼姑演变来的。由于媒体披露了他们的劣行,骗不了,就改偷了。这些人或夫妻结伴、或姐妹同行,前往大城市的居民区盗窃。

据他掌握的情况,仅温州市清水埠镇一地,就有两三百名横埠籍的贼在活动。由于手机偷得多了,枞阳老家就出现了收手机的专业户,专门把收来的手机送往外地销赃。

举报人越说越热闹,后来按他的说法,那村子里的贼娃竟有上千人,而且不少贼家发达得十分了得,推倒了先前的老屋盖起了西洋小楼。见我面有疑问,他便给了我一个某村有偷窃行为的16人的名单。他说,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贼娃,其中有兄弟联手的,也有夫妻档,还有亲戚套亲戚的。

等我记完了那16人的名单,他问我,说他的举报行为是不是应当给点奖励?我说,当然要有精神奖励。他笑了说,你这记者开玩笑,我说的奖励是钱,实实在在的人民币!我说你要多少?他说,这线索怎么也值个20万元吧!

我笑了,说,别说20万元,说是2000元我口袋里也没有。他说,那你把那名单还给我,说完他扑上来抢我手里的笔记本。我护住笔记本,冲他冷冷地说,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吗?省厅的警察就在外边,我吼一声,你试试?他见我翻了脸,也不管有没有警察,甩门走了。

他前脚走,我后脚打了个车直奔枞阳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局长看过我的记者证,听我讲了情况说,枞阳是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人员流动多,仅横埠镇每年就有近两万人口在外地打工。要说没有偷摸的不可能,但也决不像举报人说的有什么偷盗的专业村。具体情况,他可以通知横埠镇派出所的同志如实给我介绍。

去了横埠镇派出所,所长就我提出的有关“盗窃专业村”的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横埠镇从1998年洪灾后确实出现过一部分农民以假僧尼的身份外出化缘,后又演变为偷窃的问题。但据派出所掌握的情况看,并未形成分布集中的偷窃专业村。关于形成专业偷窃村的问题,尚无相关证据印证。

据派出所掌握的情况,举报人反映的这两个村今年(2005年)只有两起3人在外盗窃作案:5月,育才村一男一女在江苏省无锡市盗窃被当地警方上网追逃;3月,横山村妇女左林荣在杭州市西城区盗窃,被警方抓获后取保候审,后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走,目前警方仍在网上追逃。

3月起至11月止,横埠镇在外地盗窃人员被案发地公安机关抓获或通缉的共计2226人。案发地以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江阴和无锡市、浙江省的杭州市为主,也有北京市,最远案发地为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今年以来,镇公安派出所3次接受外地公安机关(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和江阴市公安局)委托,抓获盗窃现金和贵重物品的犯罪嫌疑人3人。

这些在外地偷盗作案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人,他们流窜到富裕的城市,通过非法手段“致富”。这些人多利用目前机关办事透明化的机会,上班时间混入办公场所,找机会偷窃工作人员的钱包和贵重物品;或者混入高档宾馆,以服务员打扫卫生的名义进入客房,偷窃客人的贵重物品。案发地公安机关证实,这伙人盗窃前确实常常租车作为交通工具;作案后,再乘车逃离现场。

我问所长该如何打击外出盗窃?所长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在于从源头防范,就是人员流出地要解决出去的人不干违法犯罪的事。这就要提高老百姓的素质,包括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要让外出的人有正当挣钱吃饭的手艺。

目前,防范流窜犯罪,他们还有具体困难。比如,面对人口大流动,公安机关不可能用堵截的手段不让人家外出,因此掌握外出务工人员的情况就比较难。不掌握情况,打击工作也就不好开展。作为外出人员流出地的公安机关,对于盗窃犯罪嫌疑人,很难获取其犯罪的直接证据,而仅凭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样在打击外出流窜作案犯罪分子,就只能作为配角,配合案发地的公安机关,打击他们掌握的犯罪分子。比如,外地公安机关给我们提供案发现场的录像监控资料,所里就能帮他们辨认犯罪嫌疑人。

执法环境不好,也会造成打击力度不够,防范效果不好的局面。一方面,群众法治素质低,对法律的理解往往片面。对他们处理问题有利的,就讲法,不利的就不讲法,这就使得不少人对违法犯罪没有是非观念,客观上为那些外出行窃的人提供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一些人为因素也会干预正常的执法工作。比如,说情风,你要处理某个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总会遇上来说情的,有兄弟单位的,也有其他方面的,你说怎么办?都在一个镇子上,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再有就是执法主体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派出所除了7个民警的工资,没有办公经费、办公纸张文具、警车的油钱,都要我们自己解决,怎么办?还有警察自身的法治水平、法律素质、业务素质和敬业状况都是影响公平、公正和严格执法的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打击和防范犯罪都难以落到实处。还有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作用不大的问题。现在做什么事都要钱,你不出钱,村里的治保组织就不巡逻。他们不干事,你就少了耳目,信息就不灵,基层公安派出所就唱起了独角戏。

所长说,盗窃还与一个地方的民风有关。如果树立起人人以盗窃为耻的风气,就从心理上遏制了违法犯罪。除了打和防,更要管理和教育老百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歪风。侵财犯罪和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首先要提高本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素质,本地的经济发展了,人人有事可做,大家都有生活来源,就可以大大减少侵财犯罪。

回报社后,稿子见报,我以为这事就完了。几天后,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个皖省口音的女声:“我是安徽省公安厅刑侦处警察。看了你们的报道,想请你提供给我们你所写的那16个盗贼的具体名单。”我说,我凭什么相信电话里的警察。她笑了,说你到底是政法记者的警惕性高。她又问我,认识不认识省厅的其他人?我说认识某个处长。她说她这就叫那处长给我电话,核实她的身份。一会儿某处长电话打来,说你们的报道引起了上面的重视,要省厅彻查,任务落到了刑侦处。刑侦处便要你们报道的那16人的名单。

女警察电话再打来,我提供了那份没被抢回去的名单。

■作者简介: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政法记者。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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