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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逮捕价值观 推进社会治理

2020-07-23 07:32: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马贤兴

 

马贤兴

在坚持“可捕可不捕则不捕,可诉可不诉则不诉”的前提下,重构“该捕则捕,当放则放”的动态辩证逮捕价值观,符合唯物辩证法则,也必将成为刑事司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落实人权保障,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矛盾消解与社会和谐。

面对新型犯罪须加强法治思维

当前面临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行交错的社会治安新态势。一些刑事犯罪手段也呈网络化、高科技化、跨地域化和反侦查超强化的特点,远非传统犯罪“人对人、点对点、事对事”等单一性所能比。尤其是电信诈骗、非法吸存、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各种“套路贷”、网络赌博、网络贩卖毒品、网络组织卖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同时,一些传统犯罪也开始利用网络线上线下协同实施。犯罪的跨地域化,跨省甚至跨国都已经常态化了。

必须指出,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给侦查带来的难度也远非传统犯罪所能比。比如,20195月,对公安报请批捕的4名看起来并不严重的“寻衅滋事”犯罪嫌疑人,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并不是像处理常规案件那样简单采取不批捕的办法,而是发现这4名嫌疑人“寻衅滋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套路贷”犯罪团伙。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果断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并提前介入,督促公安深化侦查,从而打掉了一个30多名安徽籍人在长沙实施“套路贷”犯罪的团伙。

各种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刑事司法原则、理念、刑事政策和具体的法律治理规则,都应该有所调整和变化。虽然说法律讲究稳定性,但也不可一成不变,僵化呆板而难以顺应社会实际状况。应该说,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看起来似乎为现代法治的理念、原则和某些价值观,亦是基于传统现实社会所形成的。不是每一个原则,都能适应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行交错情势下的新型犯罪状况。如果我们还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固守某些西方法治理念和原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新型犯罪难以获得有效的治理。

惩罚犯罪与修复社会关系相结合

刑事司法引入恢复性司法原理,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精神,更加关注犯罪行为实施人对其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损害的认识和对其损害的弥补,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的修补和恢复。对一些因为纠纷引起或具有其他社会情由的轻型刑事案件,要尽可能采用恢复性司法手段,避免刑罚的过多适用。

适用恢复性司法和认罪认罚从宽应当贯彻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对轻型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行为人已经落实赔偿补偿修复社会关系的,公安机关可以不提请批捕,或直接撤销案件。到了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阶段,检察官应根据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和赔偿补偿情况,尽可能不批准逮捕;特别是对于批捕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补偿、修复社会关系的,检察官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审查起诉时建议人民法院判处非监禁刑。其中应对一批较轻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在检察阶段终结程序,减轻人民法院审判压力,节约司法资源。

检察机关在处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案件时,特别要对侵占、故意伤害、盗窃、抢夺、轻型诈骗等有具体受害人的部分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把调解、和解、谅解或化解作为是否批准逮捕或逮捕后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是否提起公诉的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捕前即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可以不作逮捕处理,或者捕后认罪悔罪,积极赔偿,修复社会关系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或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执法和司法机关第一考量的也应当是敦促犯罪嫌人、被告人积极退赔、积极补偿、积极修复,最大限度减少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

惩罚犯罪,目的不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简单的刑事处罚,而要更加注重修复社会关系,减少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

比如,当前处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把如何使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作为第一价值考量,以此获得生态良性发展态势的良好司法效果。

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和矛盾消解

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首先要树立尽可能“让被害人及时得到救济”的理念,通过法治教育、法律威慑和必要的强制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予以赔偿或补偿。对积极赔偿补偿被害人物质和精神损失,主动修复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办案机关应立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安机关可以视情决定不报捕,检察机关可以不批捕。对捕后落实赔偿补偿、积极修复社会关系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由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判处非监禁刑,或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适用不同性质的案件,在同一案件中同一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同阶段,宽严相济也可获得运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检察官自觉摆脱了某些错误理念和不当考核的羁绊,办案服从法律和法律精神,回归司法规律;克服逮捕后必须判实刑、判重刑的片面司法理念,赋予逮捕惩罚威慑和教育转化功能,对某些多发的、有具体受害人的刑事案件的涉案嫌疑人、被告人果断予以逮捕,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修复被其损害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大胆地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取保候审或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以短期逮捕来减少重刑的适用和长期羁押,减轻监狱压力,降低国家管理成本,更有利社会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当前,有观点孤立静止地理解作为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从静止的角度看,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以后,只有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才可以适用逮捕。其实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方面,一些犯罪罪行很严重,但因其具有高科技化、网络化、跨区域化、隐蔽化和反侦查能力超强化的特点,侦查难度特别大,不及时实施逮捕,侦查机关难以进一步取证,将直接影响对这些犯罪的惩罚;而另一方面,一些犯罪行为罪行可能看起来很轻,但行为人不认罪悔罪,继续对抗执法,对抗社会,这本身就具有“社会危险性”,不逮捕无以威慑和转化。逮捕后如果认罪悔罪,积极赔偿,修复关系,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得以减轻或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已经消除,就没有再羁押的必要性。此时就应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由检察机关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即使需要提起公诉,也应建议人民法院判处更轻的刑罚,更多地适用非监禁刑。

对一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是正确而必要的,批捕后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社会矛盾得以化解。此时再作出不起诉决定,更体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对于当前审前羁押过高、过长的问题,更需实施系统治理。首先,公安机关对一些介乎罪与非罪或轻微犯罪案件应尽可能作治安处罚,避免过多立案进入刑事程序。其次,检察机关对批捕前已经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补偿、修复社会关系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对批捕后,证据已经固定、不影响侦查和诉讼进行的犯罪嫌疑人,应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避免继续羁押。第三,全面推行认罪认罚制度,在检察机关主导下,快速起诉或作出不起诉决定。第四,人民法院快速审理相关案件,更多地适用非监禁刑,大幅提高社区矫正比例,将审前羁押降下来,避免重新投入监狱羁押。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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