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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炮制到招聘:“网红生产线”变形记

2020-05-07 07:18: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编者按

前不久,一则新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曾盗窃电瓶车的周某出狱后,多家公司相中他的网红潜质,想与其签约。

421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声明指出,对某些网红经纪公司为“流量变现”而丧失道德底线等行为表示反对。同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文称,炒作“不打工男子”周某某的网红经纪公司将被纳入负面清单。

从初代网红的经纪公司,到当下的主播公会、MCN机构,“网红生产线”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如何看待某些网红经纪公司“流量至上”等社会现象?

请看《法治周末》的专题报道——《从炮制到招聘:“网红生产线”变形记》《社会精神不该在庸俗文化中沉沦》。

 

视觉中国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也怪了,我把脸洗干净、开了美颜拍的视频,都没什么人看。”

在抖音上有66万粉丝的熊炜,至今对此迷惑不解。人们显然更对这位“95后”小伙子的工地生活感兴趣——在混凝土上“打电锤”时,厚厚的灰尘几乎遮住了他的脸。

关注熊炜的并不只有粉丝。不经意间走红后,不少主播公会(以下简称公会)、MCN机构私信熊炜,邀请他加入。

简而言之,公会、MCN机构都可视为平台和内容生产者(主播、网红等)之间的中介。但与过去的网红经纪公司相比,它们的功能更加全面、广泛,旨在让签约网红实现持续内容输出和快速变现。而面对他们抛来的橄榄枝,熊炜一再拒绝。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没有才艺,只想拍摄工地上最真实的自己。

至于对未来的打算,熊炜说:“(等)粉丝过了百万,卖点农产品。”

招聘成挖掘网红新渠道

对于有潜力成为网红的主播,主播公会、MCN机构往往会不遗余力地争取。不过,在直播平台挖人,“特别费时间。”某MCN机构经纪人彭笑长(网名)说,“最快的方式还是通过招聘渠道。”

51日,法治周末记者在BOSS直聘APP(线上招聘平台,以下简称直聘)上输入网红二字,随即出现大量的相关职位。

随即,记者以对做“主播”、成网红感兴趣为由,在直聘上进行咨询,大都很快得到积极的回复。一位负责招聘的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即便没有才艺,也不妨碍成为一名当红主播,“因为主播最主要的不是才艺,是情商”。

在彭笑长看来,眼下MCN机构激增,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无关系。“这几个月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只能往线上发展。”他说。

而争夺网红局面的形成,则与平台给MCN机构、公会的任务有关,这些任务一般都涉及到新生主播数量。完成相应任务后,MCN机构、公会才能拿到约定的提成。与主播分成之后,一些公会、MCN机构的利润空间相当有限,彭笑长认为:“平台给公会的利润太低了,这个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谈及如何对旗下主播进行“包装”,彭笑长称,与其说是“包装”,不如用“赋能”一词更为准确,因为“是否能成功主要还是看艺人自己”。

在他看来,腰尾部网红仍然是流量洼地,还有很高的成长空间。而在一些直播平台新的激励政策下,“大到各路明星,小到普通群众,包括农村的大妈也都开始直播了”。

当下的网红已不同往日

也正是觉察到了市场变化,2019年年初,在从事打造“草根明星”十余年后,阿任(网名)和朋友合伙开的公司掉转船头,成为了一家MCN机构。

伴随着媒体形态的演进和公司业务重心的转移,阿任感觉到,当下的网红也已不同往日。

第一代网红主要是想在演艺界发展,而现在的网红主要是想“带货”“接广告”或者是想成为“明星”,阿任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另外,强大的“带货”能力也是当今成功网红的标签。“目前,我们公司的‘网红’商业性比较强。主要是带货、接商业广告。”

阿任所说的第一代网红,大多成名于2004年至2010年间。“西单女孩”是其中代表之一。

贴吧、豆瓣和天涯是彼时的“造星”之地,和如今的微博、抖音相比,平台与算法的干预不多,传播范围相对有限,阿任说。

2008年,阿任的事业迎来了春天,公司拍客“非我非非我”(网名)用摄像机拍下了在地铁通道里弹吉他的“西单女孩”。

2011年,“西单女孩”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曾在北京地下通道卖唱的她一夜成名,实现了第一代“草根网红”的顶级梦想。

一时间,不少希望像“西单女孩”一样成名的人慕名前来,希望被“推”。阿任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公司做了近500个视频,80%都是针对“草根”的策划。

彼时,在阿任的公司,日常的工作情景之一便是:几个“推手”聚在一起,以“头脑风暴”的方式,研究怎样在一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中演绎出最抢眼的情节,让被“推”者尽快走红。

阿任坦言,那时把草根打造成“红人”的资金成本并不高:租几身衣服,制作一个视频,传到网上。但是在他眼中,“创意是无价的”。而让他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拍摄的内容都是积极正面的”。

第一代网红中,多数都如昙花一现。这或是由于她们才艺有限,或是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阿任认为,现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时代赋予了普通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阿任还介绍,公司转型后,盈利模式也相应发生变化。之前,公司在打造网红上的投入,更像一种投资。等其“推出”的草根真的走红了,会给公司的价值增加筹码。

而现在,阿任的公司旗下拥有很多网红,主要与各电商平台合作。这些网红有的是通过各渠道挖掘而来,有的是从各大网站发现的有潜在网红,公司会对其进行“孵化”。

网红跳槽或面临天价违约金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詹德强律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涉及网红的纠纷类型多集中在解约、报酬结算及违约纠纷等方面,其中解约纠纷数量增长明显。

詹德强指出,近年来,知名主播、网红跳槽事件时有发生,从司法实践来看,如果解约事由不充分,其被法院判决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较高。

2018年,广东省人民法院曾在虎牙平台与其主播‘嗨氏’跳槽一案中,判决该主播向虎牙支付高达4900万元的违约金,一度在业界中产生较大影响。除了向平台承担责任外,跳槽主播的违约还面临着被其经纪公司追责的风险。在我们最近代理的一起主播跳槽案中,该主播被法院判决向经纪公司支付300万元的违约金。”詹德强介绍。

彭笑长认为,“退出难”也是一些主播不愿加入MCN机构、公会的原因之一。“按照行规,退公会就要断播120天。”他说,“4个月的时间意味着不菲的收入。”

詹德强对记者说,对于主播、网红而言,在直播活动中还需要注意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针对目前疫情期间因“宅经济”而异常火爆的直播带货现象,他特别提醒:“在带货、宣传和销售中,第一要遵守广告法上的合规要求;第二是加强防范产品质量责任方面带来的风险,遵守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要求;第三要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是不能通过刷单等虚假交易方触碰法律底线。此外,直播活动中还容易引发著作权方面的纠纷,比如,直播对音乐作品的侵权问题、直播影视作品的侵权问题等。”

“尽快变现”为目标

201910月开通抖音到现在,去除抖音平台的抽成,熊炜半年内靠直播时粉丝的打赏收入了一些钱。他不愿透露具体数字,更不愿让粉丝觉得他拍视频、做直播就是单纯为了挣钱。

“我是为了励志、为了争口气。”他强调。

尽管在工地上工作一天很辛苦,但熊炜下班了也没出去玩。他说:“晚上偶尔开直播,挣第二天的饭钱。”

但把直播当事业做的也大有人在。

“西甜搞笑姐弟”是一对姐弟组合,在抖音平台,他们拥有231万粉丝。这一组合的幕后合作伙伴王琴(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对姐弟已经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以专心制作搞笑视频。

和熊炜一样,合作的三人拒绝了很多公会邀请。王琴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加入公会也应付得来,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一些公会可能制造“虚拟流量”。

彭笑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再也没有任何一家MCN机构、公会,会全身心投入给一个素人、草根做“包装”,它们一般都把功夫用在寻找有颜值的、自带流量的主播上。另外,从各个渠道找到的主播,大多也不需要到公司进行面试,都是在线上完成“试播”。

彭笑长还称,现在MCN机构“满大街都是”,从音乐、电影到各类直播平台,几乎都是把商业娱乐化,以“尽快变现”为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少网红背后其实是商业化运作,人一旦走红以后,后面要想长期“红下去”,背后通常要有团队去运作,否则很难持续。

他说,不少青少年,羡慕网红,觉得网红门槛低、赚钱又容易。事实上,网红的成功概率非常低的,正如影星、歌星、球星一样。做主播、成网红的门槛低,使得很多人觉得“谁都能做”;但是,门槛越低的职业往往竞争越激烈,成功率越低,这是一个规律。

匡文波认为,网红现象的变化和发展很快,而发展是硬道理,不妨让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讨论如何管理,不建议过早去规制。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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