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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组织试推支持性就业
2014-11-26 15:06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来源: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6368

       静茹是一名心智障碍者,经过职业康复训练后,她得到了一份在省残联就业中心从事室外保洁工作的机会,并领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      朱华摄
 
 
原题:“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
         家长组织试推支持性就业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从特殊学校毕业后,心智障碍者顺利在热心面包师的帮助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面包师。在这个过程中,顺利不仅在面包店实现了就业,还学会了独立。
       这是公益电影《有一天》里讲述的一个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同样存在。
       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面包连锁店里,23岁的心智障碍者刘欣已经成功就业一年半。而这一切则始于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以下简称融爱融乐)自2013年3月开始的支持性就业项目。
       所谓支持性就业,是指由就业服务机构派出就业辅导员,全职辅导并监督心智障碍人士的实际工作,使他们能够在普通工作单位(非专门雇佣特殊群体的工作场所)获得稳定、有收入的工作机会。直至心智障碍人士顺利过渡,工作能力提升,就业辅导员再逐步减少介入。
       融爱融乐创始人王晓更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支持性就业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目前国际上支持心智障碍者就业的最先进的方式之一,但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融爱融乐希望通过推动支持性就业,使心智障碍者群体能够实现社会融合。
       一个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目前有超过1200万的心智障碍者,而他们平均就业率不足10%。
 
       在中国复制“美式生活”
 
       王晓更创办融爱融乐并开展支持性就业项目,源自她和同样属于心智障碍者的儿子陈务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由于工作原因,2005年王晓更一家前往美国,并在当地生活了5年。在这5年中,陈务也有了一段不同于国内的人生。
       “(在美国)陈务接受了很好的融合教育,业余生活也很丰富,社会给他的支持也很到位,所以回来之后,我希望他在美国的生活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王晓更希望能把美国为心智障碍者服务的理念引入国内,裨益国内的心智障碍者群体。
       于是,2011年,王晓更和其他几位心智障碍者的家长一起创办了融爱融乐,“快乐活动营”是它的第一项目。这是一项在周末举行的志愿者和心智障碍者一对一的体育活动,也是陈务在美国时参加的诸多活动之一。
       王晓更解释说,通过陈务在美国的生活,她了解到其实娱乐活动甚至友谊对心智障碍者来说很重要,所以融爱融乐选择先从组织休闲活动入手。
       “心智障碍者自己不会去交朋友,所以在美国,还有专门帮他们一对一建立友谊的组织。”王晓更告诉记者,美国对心智障碍者实行的是融合教育。心智障碍者在普通学校学习,不仅会参加学校的体育、文化活动,还会去真实的工作场所实习。
       以陈务为例,他到美国的时候已经15岁。按照当地法律,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从14岁开始就进入最长7年的转衔期,即从学习向就业的转衔。所以陈务每天7节课中有一节是关于工作的内容。
       王晓更还介绍说,心智障碍者在转衔期内可以在老师的支持下尝试不同的工作岗位,以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支持性就业实际上代表了很多(心智障碍者)家长的愿望,家长们希望孩子将来独立,能够跟社会融合在一起。”王晓更说,“我们群体的家长都希望最后脱身,家长们都说‘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
       据王晓更介绍,目前国内在心智障碍者就业方面,政府主推的职康站、爱心家园等都属于庇护式、隔离式工作场所,而很少有支持性就业。而在庇护式的工作场所中工作,心智障碍者可能永远脱离不了照顾。
       于是,面临着孩子就业问题的家长们决定,自己尝试进行支持性就业。
       2013年3月,融爱融乐支持性就业项目正式展开,并得到了更多家长的支持。刘欣和当年7月从特殊学校毕业的陈务成为融爱融乐最早进行支持性就业的心智障碍者。
 
       隔离式教育导致就业失败
 
       不过,陈务的支持性就业并不顺利,接连两个岗位都没有能够成功就业。
       第一个岗位在一家面包连锁店。王晓更还记得陈务和刘欣一起去面试时的情景。从站在应聘的人中间填表到回答人事部门的问题,到领开工单,两个人都非常兴奋。
       “每天早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他都会跟家人问好多问题。到店以后,他会指着他们店的名字,然后一直跟别人说这是他工作的店,整个期间跟别人的话题都是他工作的地方。他会特别骄傲地告诉别人他在这个店工作,好像这个店就是他的。”王晓更说。
       不过,两周之后,因为犯了一些错误,陈务失去了这份工作。
       “比如他在替客人装面包的时候,应该用夹子,他用手装进去了,人家就不要了。就是他犯了这些错,但这些错误他可能觉得以后改了就行,他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王晓更说,“他回到家,我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什么也不说就开始哭。”
       3个月之后,陈务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在一家设计公司做保洁。他同样是高兴地去了,又同样在一个月后得到被辞退的结果。
       “两次就业失败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之前别人也说别给孩子造成伤害,但是没经历之前你不知道伤害有多大。他以前从来没说过他不就业,现在他很坚决地说他不去就业。”王晓更说,陈务现在被安排在一家日间照料中心,但他并不喜欢那里。
       “我问他喜欢跟谁在一起,他说他喜欢跟原来工作的同事在一起——他们都是年轻人,都是没有障碍的人,而现在他的伙伴跟他一样都是有障碍的人。”王晓更说,“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的。”
       对于就业失败的原因,王晓更认为,特殊学校的隔离式教育让陈务到社会上之后不会跟普通人打交道。而且他在特殊学校学习的熨烫、礼仪服务等都属于工作技能,而更为重要的工作意识、工作人格的培养却恰恰是缺失的。
       “他们接受支持性就业最大的培训就是:如何跟人打交道。”王晓更说。
 
       就业辅导员支持融合
 
       事实上,就业辅导员就是帮助心智障碍者和人打交道的人。通过就业辅导员的支持,心智障碍者可以学会如何和周围的人相处,同时也可以学会如何和心智障碍者相处。
       如今,融爱融乐已经招募了7名专职就业辅导员,这在中国已属规模较大的团队。
       李莉是融爱融乐就业辅导员团队负责人。据她介绍,目前的团队成员覆盖“60后”、“70后”、“80后”3个年龄跨度,专业背景也涵盖人力资源、医学、心理学、特殊教育等多个领域。不过在李莉看来,成为就业辅导员,专业背景并非是首先要考虑的。
       “能够真心接纳和包容心智障碍者这个群体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这个工作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你得让心智障碍能够接纳你。”李莉说,“你得让他对你产生信任,你才能带得出去,要不你跟他说话他都不理你。”
       而在和心智障碍者建立安全感之后,就业辅导员就需要再次把这种信任和安全感建立在心智障碍者和企业之间。
       “就是他来到这个工作环境,他觉得是安全的、大家都是接纳他的,他把他的信任和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企业上。只有建立这种自然支持,我们才能撤出来。”李莉说。
       李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个完整的支持程序包括评估、培训、岗位开发、密集支持、跟踪等几个阶段。其中密集支持阶段需要就业辅导员一对一地对心智障碍者进行支持。
       以刘欣为例,这个和陈务同时进入面包连锁店的小姑娘目前已经成功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一开始,她的就业同样并不顺利。在刚进面包店时,虽然刘欣会擦地、擦玻璃门之类的工作,但并不能马上达到要求。
       比如擦展示柜有着标准的操作顺序:要先取出食品,擦净托盘后,再擦托盘下的台面;放回食品时,要按生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这些复杂的先后顺序对刘欣来说,几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而她要留在店里,就必须学习做更多的工作,获得大家的认可。
       就业辅导员将面包店的工作进行了细分,同时也分析了刘欣的工作能力,然后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尝试和调整。最终,在3个多月之后,刘欣的工作调整才慢慢完成。
       不过,在李莉看来,和这些细节性的东西比起来,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首先,社会的接纳和包容仍然需要改善。同时,社会和家长的支持也不可或缺,而在很多时候,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也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此外,就业辅导员自身也需要支持,却往往得不到足够支持。
       “等于说是三足鼎立,平衡了,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才顺畅。哪块不平衡,你就肯定是困难重重。”李莉说。
 
       在支持性就业中快速成长
 
       虽然困难重重,但通过支持性就业,心智障碍者可以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进步和成长。“我们的一些例子表明,心智障碍者不但经济上有了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个人的能力呈几何式的发展。”王晓更说。
       王晓更解释说,在融合的环境里,心智障碍者需要听别的同事在说什么,工作也给他们要求,而这些不是老师、家长能教给他们的。因此,虽然他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成长也特别快,对个人潜力的激发、技能方面的提高都特别好。
       比如,陈务虽然两次就业失败,但在他的第二份工作中学会了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收发微信。而在此之前,王晓更和家人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教他使用电话,却从未成功。
       “当时我让他下楼在某个地方见面,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到楼下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一个月真的是突飞猛进地掌握了一个沟通方法。”王晓更告诉记者,虽然陈务使用手机仍然不是很熟练,但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相比之下,成功就业一年多的刘欣收获了更为令人惊讶的成长。
       “现在她知道挣钱意味着什么了。她跟她妈妈说:‘钱我挣了也没用,反正也不归我管。’之前她妈妈从来没想过她还想支配钱,没有工作之前,(她)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工作几个月之后突然跟她妈妈这么说,她妈妈特别吃惊(她)能说出这话来。”王晓更说。
       而另一个例子则是,有一段时间,由于新来的店长和店员相处得不是很好,刘欣在面包店的人事关系当中陷入了一种特别迷茫、不知所措的境地。那段时间,她自己跟妈妈说,自己压力特别大。
       “她妈妈也特别吃惊,她还懂压力这个词。之前她从来没说过压力,因为我们(有心智障碍)的孩子生气、不满意,从来说不出压力这样的话。”王晓更解释说。
       王晓更感慨,是真实的工作环境,真实的人际关系,让心智障碍者在感受到了很多压力和困惑的同时,也更快地成长,并越来越接近非障碍者的思维。
 
       尚难获企业普遍认可
 
       不过,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获得新的就业岗位仍然是眼下最为困难的事。
       以融爱融乐为例,从开展支持性就业项目到找到第一个就业岗位,前后花费4个月时间。而到目前为止,仅有5个人成功和企业签约。
       “都是靠私人关系进的企业。包括国企、私企还有一些跨国公司,我们去了很多单位,多数都是拒绝。”王晓更说,“往往是上面的老板同意,中层不同意;人事的同意了,部门经理不同意;经理同意了,同事有顾虑。”
       王晓更还告诉记者,即便是像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美国把招聘心智障碍者作为企业文化,在国内却会拒绝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请求。
       融爱融乐的遭遇并非个例。
       北京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以下简称利智)从2002年起开始开展支持性就业,截止到目前已经有81位心智障碍者获得就业。据业务主管杨超介绍,利智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同样开展得很困难,尤其在2008年以前,大都是凭借私人关系。
       杨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早些年,利智开发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比如,利智从2002年起就和西单某商场建立了联系,但直到2007年商场才开始录用利智的心智障碍者。
       “我们会带着学生去他们那边实习,然后也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就这样用了5年的时间,他们才决定雇用我们的学生。”杨超告诉记者,在2008年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出台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政策之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善。
       据杨超透露,同样是6年间,2008年至今获得就业的心智障碍者人数是2008年前的近两倍。“现在很多企业本身就有这种理念,或者雇用心智障碍者的经验。”不过,他也坦言,如果一家企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理念或经验,建立合作关系仍然会很困难。
       “现在有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把招聘身心障碍者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招聘身心障碍员工也是对企业品牌的一个宣传。”王晓更说,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成功案例告诉企业,心智障碍者也可以是最好的员工。
       刘欣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她被所在企业的区域经理评价为企业最有价值的员工。
       “因为他们企业的员工流失率特别高,可能3个月新员工就变成老员工了。每次一来新员工,都跟她关系最好,她无形当中起到了凝聚的作用。所以她的存在也改变了企业文化,让企业形成了一个包容、互相关爱的氛围。”王晓更说,“其实支持性就业,最重要的是改变企业,因为心智障碍者在这里,它的企业文化就变得不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欣、李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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