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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三月,再读汪曾祺
2019-03-12 21:49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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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生前照片。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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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集》

 

他的文学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早春的一场雨后,拿着蛇皮袋就钻进山里‘打鸡爪’。”“北京人春天吃萝卜,叫‘咬春’,春而可咬,这两个字很美。”    

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笔下,春天是个享受美食的季节。而汪曾祺就诞生于一个可以“咬”的春天。35日,是汪曾祺诞辰99周年。不久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可谓对其最好的纪念。

汪曾祺的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其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记事》等,风格平淡质朴、亲切自然。

1997516日,这个曾在《蒲桥集》中写到“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的老人离开了。他辞世之后,各类作品以不同形式被多家出版机构频频再现,深受中外读者喜爱。

 

对苦难生活报之以歌

 

热爱美食的汪曾祺对食道颇为精通。他若与人谈起吃来,会喜形于色,兴致不亚于写小说。他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笔下的食物温暖而带着生活气息。新鲜的水果、端午的鸭蛋、故乡的野菜……所有这些寻常吃食,在他的笔下都有了烟火气,鲜活了起来。曾有媒体评论,汪曾祺就像街头巷尾的寻常老者,絮叨着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话里话外都是生活的滋味。

汪曾祺一生经历过不少苦难,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往往把苦难一笔带过。

当年,汪曾祺不仅要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走跳板,还要在三九天里去公共厕所刨粪。但每次收工回家后,他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他的文字中永远流淌着温情,即使在特殊时期,他的文章仍旧能够自然地构建出一个随遇而安、恬淡安闲的世界。

相较于苦难,他更愿意发掘生活细微之处的转变和人性的善良,这与他出生的家庭、环境息息相关。江南水乡那绵柔的水流淌在汪曾祺的血液里,赋予了他随和、包容的气质。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认为,父亲作品有着恬淡和悲悯的意味,但他又能把身边种种的不如意尽量淡化。“我觉得他在创作时有刻意美化生活,就像他写的《人间送小温》,他觉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别再刻意放大或夸张这些不好的方面,而是更愿意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多给读者带去点正能量。”

“不论哪一段时期,他都是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汪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始终对生活保持乐观。”

 

独树一帜的文学名家

 

在写作上,汪曾祺注重文章结构的整体性,与此同时,文章用语也非常讲究。有时,他的遣词造句可以用“较真”来形容。

同时,汪曾祺对自己的作品又不是很在意,文章写完以后经常不知道扔哪儿。“也没有底稿,发表以后他也不再看一看,也不再校一校,所以有些东西漏子比较多,错的也不少。”汪朗说。

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一碗加豆瓣儿的阳春面,再沏一杯浓茶。之后,“闭目发呆”地坐在沙发上。有时候可能发呆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发呆四十分钟,等文章整体想清楚了,再去铺纸拿笔。

不仅如此,汪曾祺写作不喜欢没有顺序的状态。因此,他总是打好腹稿以后再动笔,所以,行文流畅便如家常便饭。而在写剧本时,甚至只有一个场次的对白、唱词都能够背下来之后,他才会动笔。

在汪家的日常玩笑中,汪曾祺总被定位为“一个不入流的边缘化的作家”。而汪曾祺给自己的评价则为“名家而非大家”。

“中国过去的文人有所谓大家和名家之分,大家就是文章写的非常有气势,而且忧国忧民。名家就是写点小品,尤其晚明的那些。”汪朗一直认为父亲这是谦虚,后来经人“点拨”才发现,父亲除了自己以外,再未称呼其他人为名家。“他虽然谦虚,可骨子里还是非常傲的。”

在外人看来“随遇而安”的汪曾祺,内心对自己的才华是极度自信的。

这种自信,在《泰山很大》中可以窥见。诗仙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在汪曾祺看来“有点洒狗血”,“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杨早评价汪曾祺:“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曾经是在民国文学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再次异军突起,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文学评论家王干则认为汪曾祺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打通了小说、散文文体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间的界限,属于大器晚成的恒星型作家。

事实上,汪曾祺早前对于京派并没有什么研究。在看了《京派小说选》后,自认为被列入这一派可以接受。“京派不是京味,很多人把京派和京味弄混,京味他不是太接受,但是京派相对认可。”汪朗解释道,“因为京派作家林徽因、废名、沈从文都是他认可、崇拜的,所以把他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个尾巴,他倒是不反对。”

汪曾祺曾非常明确地表示过自己不是乡土派。他认为乡土派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立场都是封闭的,只是把自己圈在那么一个小地方,而他虽然写了一些家乡的东西,却是用开放的角度来反映的。

对汪曾祺的各种定位,包括他的自我定位,比如“最后的士大夫”“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等,杨早认为都有一些道理,“但是细究起来都像是瞎子摸象,都是片面的象”。

汪曾祺的独一无二之处或许在于读者对他文章的感受。初读汪曾祺的作品时没有门槛,看似浅显简单。“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你可能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似乎很好模仿,但真的去模仿一下,恐怕只能骗骗外行。”杨早说。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写到:“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谈到汪曾祺作品,就会碰到“完整”二字。《汪曾祺全集》主编之一李建新说:“我理解的完整是几乎每一篇完成度都相当高,都充分的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无论是语言、技术还是情绪,我们整体看汪曾祺的小说也像浏览一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作品,有名作,有素描,还有速写,甚至是小纸片上随手画的几笔,这一切都让作家的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让人觉得更亲切。”

相比于“完整”,杨早更想用“浑然”来形容汪曾祺。从事创作50多年,中间有各种力量拉扯、限制、压抑他,但是汪曾祺就像坚韧的气球一样,不管怎么拍打他、推打他、遮盖他,这个气球始终是气球。

“打开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带入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就好像爱丽斯奇境里面那个树洞入口。”杨早解读道,“一旦进去以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这个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一个追求“没大没小”的老头儿

 

汪曾祺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家人眼里,这成为他向家人“撒娇”的筹码。

“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每每提及文学史,女儿就会“打击”汪曾祺:“老头儿,你别做梦了!”

汪朗和他的两个妹妹直呼汪曾祺为“老头儿”。时间长了,汪朗的女儿也称爷爷为老头儿。其实,在汪家,“老头儿”是尊称。

汪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大没小”。虽然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但是汪曾祺在家里却常被“开涮”。汪朗曾在多种场合中多次回忆父亲随性、达观的为人为文之道,坦言:“有这么一个父亲非常幸福,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沉下过脸。”

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外,汪曾祺都将身段放得很低,从来不端架子。“在我们家,有几个人他就是几把手,三个人就是‘三把手’,四个人就是‘四把手’。如果加一只宠物,那他就还要往后排。”汪朗笑言。

“‘没大没小’就是他的追求。”汪朗解释道,汪曾祺认为家里重要的和谐因素就是平等。诚如汪曾祺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描述的父亲与自己、自己与儿子之间那种亲近、温馨、平等的关系,在家里,他不端着架子、不一本正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也造就了汪家人随和、好相处的气质。

汪曾祺擅长写作,却不擅长说甜言蜜语。他把对家人的爱藏在心里,只是默默地做事。“虽然父亲在外人眼里是一位大作家,但他只要在家,饭都由他来做,不管每天多忙,到时间该买菜做饭,一刻不耽误,一直保持到70岁,毫无怨言。”汪朗回忆。

汪曾祺的“淡然”不仅体现在作品上,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也并不像多数父母那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我们觉得跟他学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一是认真做事,二是平等待人。”汪朗说。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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