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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下)
2018-11-06 22:43 作者:董彦斌 来源:法治周末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电视有所衰落,其实不是衰落,而是因为参与开放社会的主体越来越多,一个商人变成了一条街,这不是衰落,而是共享繁荣。也正因此,我们当然反对任何对开放和宽容的不解、不屑和不容忍

 

董彦斌

法学学者

忽然听说了原央视主持人李咏去世的消息,甚觉诧异。看到新闻标题,说了李咏最后时期的话:“没有遗憾,只有不舍。”我便想起了我在杏花村的暑假时,从电视里初见李咏之情景。

那应该是1995年夏天前后,不记得他主持什么节目,应该是人物专访一类,那时他不出名,但是有股气场,看得出有种创造活泼主持美学的劲头。这种活泼主持美学,现在当然见怪不怪,但是在那时却是难得的自觉。或许当时的香港、台湾、日本、欧美,活泼已从主持人性格和自觉地美学转化为一种套路,但是,毕竟在中国内地,这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或许还有一种担心受到批评的忐忑。旧美学是板着面孔严谨,以观众为学生和部下,以观众为训导对象,以及不自然地笑,也就是本来不太敢笑,却奉命去制造气氛;新美学是放松地笑,以观众为友。

谭嗣同曾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谭嗣同是在批评苛刻束缚的基础上批评人与人的其他关系,故用词严厉,但是,他谈到了朋友的真谛,却是至理,朋友之间,有淡水般的快乐,其要义是平等、自由,是克制和释放都出于自己的本意,其要义是有自主权。

谭嗣同逝于1898年,经过百年跌宕之后,曾经视受众为部下的传媒,开始有了视观众为友的探索,这就是要和观众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关系,要让观众获得自主权,要让观众节宣惟意、丰俭由人。这和传媒市场化有关。在市场面前,即使是贵族卖东西,如果不是卖那种只卖给贵族的奢侈品,而是出售平民商品,那么他也必须向平民的需求看齐。

在先秦,阶层难以流动,平民想要向上流动,几乎只能通过经商和参军来实现。经商,就是通过市场赚到了钱就是胜利者,军功就是只要不顾一切奋力奉献智勇,就有可能获得奖赏和提高军职。然而军功只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经商才是利人利己,然而当时的主流却是抑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商渐成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是媒体市场化却是冰层初化。或许李咏等人是以自己对于主持事业的理解和探索,而不自觉地参与到传媒市场化当中。

对市场的体察有两种,一种是刻意逢迎,甚至于不惜欺诈,另一种是本着同理心,只要我喜欢的,你就可能喜欢,只要你喜欢的,我就真诚靠近。这第二种对市场的体察和理解,就是把市场上的另一端主体当成了朋友。就是强调自由、平等、节宣惟意,还多了一种朋友般的关心。

在良好的市场格局里,商品提供者殚精竭虑、态度认真、心态快乐积极,当然是为了获得市场收益,也担心在竞争中失利,但又不止于此,而是呈现一种为了收益的甘心付出,呈现一种对他人付出的谢意。或许李咏正是基于此,当时三十岁的他,又在电视事业上迈进了一步。

媒体以观众为友,又努力致力于市场化,并不是说媒体没有了示范效应。恰好不是,媒体的这种表现也在引领着观众,从而共同营造一种轻松活泼不紧张的氛围,这就共同搭建起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后来李咏打造“幸运52”时,我已看电视很少了。但是,不能不说,李咏(当然还有一批其他主持人)创造新主持美学,当然在参与着对社会活力的塑造,带动一代人尝试轻松表达,让面孔和待人接物不那么紧张拘谨。

这和周星驰的影响有些仿佛,也略相当于作家房龙的宽容等著作的气质推广。房龙的书是告诉人道理,这些道理在实践中体悟,从而内化为真正的宽容理念,培养出开放气质;电视则作出示范,尤其是对于都市之外的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电视人是观众之友,也可以说是增加活力感的引路者。

记得以前看一个关于刘德华的节目,有些香港家庭主妇说天天在电视里见到他,刘已经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了。我们对李咏等人的感觉,当然也是一种遥远的熟悉,很大程度上,也算以其为看世界和学表达的老师。这也是“耳濡目染”。因为看电视越来越少,李咏离开电视台时,我全无察觉,甚至根本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直到今天他骤逝消息传来,才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那个光荣时代的光荣的一部分。有了那个光荣时代,中国的一代人才从精神气质上更加进入开放社会,并构成一种能够扛住反开放力量的基础。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电视有所衰落,其实不是衰落,而是因为参与开放社会的主体越来越多,一个商人变成了一条街,这不是衰落,而是共享繁荣。也正因此,我们当然反对任何对开放和宽容的不解、不屑和不容忍。总之,我们仍然在向着谭嗣同的愿景继续薪火传承。

初入大学时,得读诸种欧美学人著作,自是获其启蒙。但是有一种观点,我那时并不同意——欧美学人当中研究电视文化、大众文化的,往往对电视充满批判。这些作品,我看不进去。直到看电视越来越少时,我懂了,欧美学人是处在后一个时代。电视毕竟是大众之事,很难就一个问题深入讨论。

我后来也曾参与过央视电视栏目的论证,的确遇到这样的情况,电视人希望不要太深入,因为毕竟面对的是大多数人。但是,不深入并不是错,因为不同的平台职能不同。在我看来,若以观众为友,若深度参与开放社会和社会活力建设,则这个意义上的电视,当然不应受到知识分子的非知己之评论。

罗大佑在歌中问道:“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我们当然记得,电视,包括向英年早逝的李咏等人,曾与我们共有探索活力的、尊重自主权的、倡导开放精神的闪亮的日子。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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